访谈人：田改伟、刘训练

一、研究中西政治思想史的缘起

田改伟：徐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据我所知，您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已经60年，并且至今笔耕不辍。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开始从事这门专业的？

徐大同：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建立以后，为了贯彻苏联先进建设经验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华北大学建立了俄文大队，组织年轻干部学习俄文，我分配到第7班学习。1950年初，学校又建立了若干研究室，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贸易，等等。我分配在法律外交研究室法律组，当时成员有张克敬、黄文忠、柴仲林、吴山、王向明，后来又增加了韩明立、尹平、林景仁等。开始时由何戊双同志领导。主要是到司法部旁听苏联专家苏达利可夫、贝可夫、齐赫文斯基讲授马克思主义法学。同年5月学校派我们请来了何思敬教授指导我们学习。何老主要指导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法律方面的经典著作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法学家社会主义》（此书后经考证非恩格斯亲笔所著）、《国家与革命》等。何老要求十分严格，每本书都要求我们做出读书笔记并进行讨论。这段时间的学习为我们打下了比较良好的理论基础。

我从1950年秋季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律理论教研室任教师（当时我国高校尚未设职称制度），讲授国家与法的理论课。开始时是几个人分段讲授，后来才个人独讲全部课程。1952年，为落实教学计划，经教研室决定由我和胡瑾、冯憬远三人组成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的教学小组（后来胡瑾调离中国人民大学，先去西北政法大学，后调山东大学；冯憬远考入北京大学张岱年先生中哲史研究生）。我们先后在原苏联专家谢米利亨教授和瓦列塔米托夫教授指导下系统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瓦列塔米托夫教授曾以凯切江所编教材为蓝本为我们系统开讲过一次西方政治思想史。该班除人大法律系青年教师外，还有他校的专业教师来听讲。当时执教于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的吴恩裕先生也参加了该班旁听，从此我与吴先生及其夫人骆静兰先生相识，并以师相待共同探讨专业问题。改革开放后，吴先生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约我研究编写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一事，后因先生离世而未成。

1955年秋季我第一次为人民大学法律系第一届本科毕业生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课。从此，西方政治思想史几十年来就成为我本人的基本专业，至今未变。

刘训练：我们都知道您在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的长期坚守和耕耘，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您最早主持编写的著作却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您是否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渊源？

徐大同：是的，我的学术生涯其实是从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开始的，1981年我们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一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新时期出版的第一本中国政治思想史专著。

我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渊源说来话长。据我的记忆，早在童蒙时代就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在学校，记得小学三年级语文课就含有古汉语，如“我之家”、“我之衣”等。还有一课题为“孔、老、墨”，记得当时我还提问“什么是孔、老、墨”？在家中，祖父不断讲些《三字经》和《朱（伯庐）子治家格言》。在中学期间，初中二年级我遇到语文课吴大勋老师。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全年两季都讲的以《楚辞》为主。（第一学期讲《离骚》、第二学期讲《九章》、《九歌》）。吴老师讲课铿锵有力，感情充沛。当时正值抗战时期，同学们不仅接受了中国古文化的熏陶，还深受屈原爱国主义精神和悲愤情绪的感染。此时情景，至今不忘。高中二年级时又每周一次到吴毓如老师家中学习半年《左传》和《史记》。

在大学期间，经父亲老友介绍正式拜入冯孝卓先生门下。在两年多的时间中，先生为我系统讲授了《论语》、《孟子》；传授了中国古代文化和治学方法，指导我临帖习字。这段时间打下了我的中国古代文化基础。另外，我因受家庭影响自幼酷爱京剧至今，这对我喜读国史、培养国学素质，以致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人格修养也都大有俾益。

我正式走入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还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期间。1952年我们开始学习政治思想史时，使用的是原苏联凯切江所编教材。其结构包括西欧北美、俄国、马克思主义三部分政治思想。专家特别提醒我们中国学员应该认真学习、研究本民族政治文化，中国政治思想史，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在这个启示下，我们三个人就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朱伯昆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朱谦之先生主讲的“中国哲学史的史料学”，为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课做准备（当时尚无处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

文革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国际政治系并入北大国际政治系。1970年大学恢复招生，1974年时，系领导找我征询编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意见后，由我和陈哲夫、谢庆奎、朱一涛共同组成教材编写小组。首先我们确定了编写原则：1、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编写原则；2、从政治学学科角度出发；3、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经过几年努力于1977年初稿完成，大家决定由我对全书进行统一整理和修饰，最后在1981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编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是我个人从教以来参与编写的第一部专著，它较教育部委托由我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还要早出版4年。

田改伟：我听说您最近还在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论著？

徐大同：自从“马克思主义建设和研究工程”重点教材《西方政治思想史》在2011年出版之后，我就一直想修订重版那本《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但总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适逢2012年教育部设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学校的有关同志认为我校只有我适合申报，在我院老师刘训练、刘学斌和我的博士生王坚的协助下申报获批，借着这个机会，我改变了修订《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想法，决定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的“普及读物”形式，来重拾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其中大部分内容的撰写。如今我已届耄耋之年，非常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实现我以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为指导、从政治学角度分析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夙愿！

田改伟：您的这种不断“从头越”的精神真的让我们这些后学敬佩。习近平总书记在他最近的一系列讲话中强调：“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您能否从这个角度，谈一谈您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看法？

徐大同：事实上，在多年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我一直非常关注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强调中西政治文明的比较研究。我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过一些思考，写过一些文章（已收入我2007年出版的文集《文综史迹》）。

我的总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在传统中国这个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基础上产生的，而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中国在历史过程中血缘关系的纽带始终没有割断。这种情况造成了几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缺乏民主，法治不昌。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其观念形态、制度建构和实践运行中，注意从实际过程中提炼思想，积极探索务实的“治国之道”； 提倡“重民”的民本思想，强调为政者要以身作则、考察民心、注重民意，主张仁政、德治、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在政治统治理论上，重视社会关系的调节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并由此积累了系统、丰富的治理国家的经验，等等。这些方面和内容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仍有其合理性。因此，对于中国政治文化不应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予以历史地、科学地分析，认真地加以总结，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其合理内容得到更大的发展。

比如，2012年的时候，我在《政治学研究》上就发表过一篇文章，从大同思想这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源远流长的观念出发，探讨了近现代中国人民拒绝自由主义、接受共产主义的文化基因。我指出，“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对人类大同的追求，不但成为了千千万万普通劳动人民一个长期的梦想，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诸多的先进知识分子。但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大同思想才真正由一种空想，找到一条科学的实现道路；这一文化基因，也因此而完成了它的创造性转化”。我想，类似的问题肯定还有很多，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挖掘和研究。

二、科研与教学的经验总结

田改伟：自1980年您和朱一涛老师在《天津师院学报》上连载《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大纲》以来，您和您的团队做了哪些工作？

徐大同：从20世纪50年代到如今挥指60余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焕发了新的活力，政治学学科顺势得到恢复和发展，我们的专业也迎来了春天。新时期的30多年来，我们的团队先后承担完成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先后集体出版了《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3种（这3种教材都是教育部推荐使用教材，其中包括201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政治思想史》）、《现/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专著与教材4种、《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1部、《西方政治思想辞典》1部。特别是，2005年我们出版了五卷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先后荣获首届“中国政府出版奖”提名奖（2007年）和“中国政治学会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0年）。

由我主编的这些著作基本都是由我组织参编人选、拟定初步大纲、组织分工编写，最后由我统校定稿。

田改伟：您这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在学术界是有目共睹的，您和您的团队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学科赢得了“西方政治思想研究重镇”的美誉。对于这些成绩，您有哪些经验可以给我们介绍和分享？

徐大同：多年来我一直也在总结和反思，大致说来，我觉得可以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心得可以谈一谈。

首先是坚持特色。任何一门学科都会包含许多专题以及研究方向。由于每个人或集体的条件不同，比如，专业基础、人员组成、信息来源、知识范围的不同，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也会不同。这样，就会形成不同的特色。当然，特色的形成是要长期积累的，需要不断的投入和努力，这样才可能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可。

在政治学学科恢复以后，我们就认识到，在大家都开始从事本学科研究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做出自己的特色，只是“一般化”地发展，长此下去，是难以在学术界立足的。而且，要促进本学科的发展就必须形成自己的特色，只有靠特色，才能推动本学科的发展，才能在学术界扩大影响。所以，我们特别关注如何形成自己的特色。

事实上，自1978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入天津师范大学（当时称天津师范学院），我们的政治学学科便以中外政治思想史尤其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专业特色（开始时，中外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后来调整为政治学理论二级学科中的一个方向），并在1982年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举办了全国性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高校教师进修班，为新时期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此后，我们的科研工作都是围绕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展开的，前面提到的那些成果都属于这方面的成果。应该说，我们的专业特色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和肯定，形成了比较良好的口碑。当然，我们也一直在继续努力，争取不断地“从头越”。

比如，为了彰显我们的专业特色，我们从2000年开始便一直编辑出版《中西政治文化论丛》辑刊，并在2010年经新闻出版署批准，创立了《政治思想史》季刊，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政治学类专业性期刊之一，目前已经顺利出刊18期。我们还与中国政法大学合作，每年轮次举办“西方政治思想史暑期研讨班”，面向本专业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围绕具体主题，延请知名学者主讲，今年暑假将承办第五届，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深受青年学子的好评。此外，从2012年开始，我们在本科生中开设了“政治学博雅班”，主干课程全部是讲读中西方政治学的经典著作，并且辅之以古汉语、拉丁语和古希腊语等古典语言，目前来看已经取得良好的效果。

其次是坚持团队建设，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注重团结、联合校外相关的研究力量，二是注重校内人才的培养，或者用我自己常用的一个说法就是“接气工程”，加强内部梯队建设，避免人才断档。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不是个人所能完成的，需要多个人，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以我们学科为例。我们之所以能够长期不懈，做出特色，决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实现的，系列成果也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就在于我们有一个稳固的、团结的合作群体。这个群体在组成上，既包括校内的老师，也包括校外的专家；我们群体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早年大多是我的学生，但他们都已独立门户、自成一家；现在，这个群体不断有新的力量注入，并且合作的形式也不再限于集体项目，合作的形式更加丰富多样。

在“接气工程”方面，通过多年的培养和引进，如今，我们学科已经形成了一支职称和年龄结构合理、学缘结构优化、德才兼备的队伍。特别是，年轻一代已经崛起，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可。

当然，任何群体都不能离开个人而存在，科研群体更是在个人独立工作的基础上的集体创造。如果没有个人的努力钻研，群体是不能发挥作用的，特别是带头人的作用无可替代。我认为，作为带头人，首先要“德高”，也就是品德好，作风正派，办事认真，能服众；其次要有学识，也就是说要掌握学科发展的方向，抓住关键，击中要害；再次要善于组织和协调，在整个科研活动中，带头人能够选定、争取项目，组织力量，制定规划；项目进行中能够把握方向、组织研讨，集中大家心得、取长补短，推动课题发展；课题结束时能够做好总结，圆满完成计划。总之，只要带头人能带好头，就能有好的群体；有一个好的群体，就能事半功倍地完成项目，就能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正是在这些基础上，去年（2013年）由我的学生高建教授主持的“西方国别政治思想史”课题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件事。我相信，通过这个项目的攻关研究，我们的学科特色和专业优势一定能够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团队和队伍建设一定能够取得新的进展，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够上一个新台阶！

刘训练：您在平时多次和我们谈到“教学问，教做学问，教做人”的原则，借着这个机会，您也简单谈一谈吧。

徐大同：“教学问，教做学问，教做人”是我在长期的教学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思路：通过“教做学问”来“教学问”，而“教做人”贯彻于教学全过程。

我认为教学绝不是单纯传授知识，我们从事教学工作主要是为培养人才，而人才的培养是不能只靠传授知识的。培养人才主要是培养人的素质，掌握知识只是素质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能力的培养，包括反应能力、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创造能力，等等。学生在学期间培养能力的方法、渠道很多，在学习中主要是通过学会做学问，学问是在做学问中得来的。

“做人”更为重要。“做人”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治品质、思想品格、道德修养、观念意识、待人处事、心理状态，等等。教会“做人”是长期的、多方面的工作，我们必须贯彻到教学工作的全过程。

三、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展望

田改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学科体系渐趋完善、专题研究不断深入。您觉得，在新形势下，我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应该如何进一步开展？

徐大同：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好几年前就具体谈过，但从目前来看，这些方向仍然没有过时，所以，我可以再重申一遍。这些方向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比较和借鉴。

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问题，包括的内容很多。对西方政治思想的介绍是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前提。多年来，我们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认识西方成为热门话题，其中政治思想是很重要的内容。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的进步，水平的提高，我们需要更为完整、准确地认识西方，过去的应该更深入，新兴的应该更及时。我们过去无论是对西方政治思想经典原著、研究著作的翻译，还是对通史以及流派、人物的专题研究，从今天的条件来审视，恐怕仍有许多不足，需要更正、补充和修订。

为了更为全面、完整的认识西方政治思想，我觉得“介绍”的工作还应该继续，还应该加强。对西方的介绍，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图排除主观武断取舍或断章取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能准确地认识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价值。我想除了进一步挖掘、研究历史和现实的具体材料，扩展各时代重要思想派别、人物的研究，包括翻译其著作、整理其思想等方面外，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重点不应当再以“通史式”研究为主，更应该突出对国别、时代、流派、人物的专题研究，以期对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规律、特点、内容和价值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可以更好地借鉴，为我所用。我们最近承担的“西方国别政治思想史”就是这一方面的尝试和努力。

刘训练：您在教学和研究中曾多次强调，我们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时，需要坚持三条原则：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2、重在揭示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规律（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3、为中国研究西方，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您能否具体地谈谈如何“深入”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问题？

徐大同：在对西方政治思想史进行“深入”研究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就是要认识到各种政治思想无不是时代的产物，所谓适时而生、应时而变，它不仅受当地当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制约，而且思想家所处的生活条件、环境等都会对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我们必须改变研究政治思想与其所处时代背景脱节的现象，而应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一切政治思想都是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都有其鲜明的阶级性，代表了特定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要求，为其夺取和维护统治权提供理论依据，或者为之“出谋划策”。

其次，在评价问题上，我们决不能再搞那种过去那种“贴标签”、“戴帽子”的作法，也不能只是“浮光掠影”、“点到为止”，应该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对各种思想应当给予科学的分析、实事求是的评价，最后得出公允的结论。尤其要努力摆脱“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那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对各种思想都应进行深入的分析。只有正确、深刻的评析，才能对西方政治思想史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主要不是做文字的诠释和细节的考证等工作，而是联系各时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历史背景，了解各种思想产生的根源和存在的根据，掌握各种思想间的联系和每种思想的深层内含。这就要求我们不仅回答“是什么”，更主要的是回答“为什么”。因此，正确的评析对我们“深入”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十分重要。

我们在研究中曾提出“寓评于介”的原则，就是在介绍中贯彻、体现我们的基本态度、基本观点。这里，首先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个基本原则并不是说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寻章择句”，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西方各种政治思想给以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其次就是科学性的评析。这就是说我们对各种思潮和思想给以历史的和现实的、理论的和实际的价值、地位、作用的科学定位和评价。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揭示西方政治思想的规律，挖掘出各种政治思潮和思想对现实政治的深刻的实际价值。只有对西方政治思想正确的科学的评价，才能有完整、全面和准确的认识。

刘训练：您刚才还说我们要重视对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我知道，您一直非常重视比较研究，多年来一直在给研究生开设“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的课程，在上世纪90年代您还与高建教授主编过《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一书，这是汉语学界为数不多的关于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的著作。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徐大同：开展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揭示两者的共性与差异，既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认识，也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西方政治思想的了解。

在进行比较研究时，我认为我们应该首先注意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由于所处的条件不同，形成了形式各异的民族文化，于是产生了色彩缤纷的文化体系，当然也包括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是在长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地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定势。这种定势往往被该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确认下来，并深入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和行为习惯之中，取得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因此，当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也就构成该民族政治文化的特质，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政治文化。因此，我们在研究不同民族的政治文化体系时，不能褒此贬彼，或贬此褒彼，应该科学地进行比较，探寻其各自存在的理由和利弊得失，以便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进而推动自己民族政治文化建设的发展。

关于中西两种不同政治思想体系的总体比较，我在2004年的《政治学研究》上有专文谈过这个问题，就重复了。只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关于民主问题。我们知道，西方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存在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近代以来的几百年间更是其主流思想和制度，而我国几千年长期实行君主专制。但我们还应看到，我国古代社会有所谓“民为邦本”或如孟子所说“民为贵，君为轻”。历来有学者们把这种思想称之为“民本思想”，也有人把这种思想看作是“民主思想”。我认为将“民为邦本”或如孟子所说“民为贵，君为轻”归结为“民本”尚可，认为是民主思想的表现则不妥。较为合适的说法应是“重民”思想。这些都不是以民为本，而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告诫他们要重视“民”，实际是“以君为本”，君要“重民”。这种思想与西方的民主思想是不同的，它有其自身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理由。重民思想无疑是我国一个重要文化遗产，应当加以继承。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长期专制统治的封建社会中，“民”始终处在“治于人”的地位，是被统治者，根本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可言。因此，我们只能“继承”其精华。民主制度的实际内容是人民当家作主，所以民主才真是“以民为本”。重民不是民主，重民是要统治者重视“民”的问题，是“态度”问题，而民主则是一种国家“制度”。因此，我主张我国传统关于“民”的思想最好称为重民思想，或重民主义。确实，重民不是民主，在重民思想指导下的政治制度也不是民主制度，但是以“爱民”、“教民”、“养民”、“恤民”等为内容的重民思想，却是任何政治统治所不可少的原则。我们就是要在这种比较中看到两者的不同，也找到两者各自的利弊。一方面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应该继承我国历史上重民的优良传统。

总之，我们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取得更加深刻的认识，才能使政治学这门学科更好地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服务。当然，这方面仍有许多具体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特别是在方法论层次，目前还没有很好的总结和反思。

田改伟：您刚才提出的第三个方面是“借鉴”，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借鉴西方政治思想？

徐大同：借鉴问题其实是与坚持方向联系在一起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特别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从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出发，研究政治学的理论问题，这是我们政治学一切学科和专业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强调：一方面，要看到西方社会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很多政治思想家曾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和主张。特别是近代以来，他们结合各自国家、各自时代的实际情况，在关于如何建设、维护和发展国家政权，政府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中应该起何种作用和如何起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见解。这其中无疑有着许多有益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但是，另一方面，借鉴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为我所用”。

这问题实际上涉及我们为什么研究西方的问题。我的看法一直是：我们不能“为了研究而研究西方”，这既不是我们研究的宗旨，也不符合时代的要求，我们要“为了中国而研究西方”。我们要借鉴西方经验、吸取其有益成果，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我们学习和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不仅是求得学科的完整，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提高我们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管理国家的水平，为我国的政治发展服务。也就是说，我们研究西方政治思想是为了推动、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就是“为我所用”。

中央最近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在向现代社会转轨的进程中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他们在各自国家走向现代民族国家、实现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现代化以及应对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方面，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借鉴。

以我们最近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国别政治思想史”为例，我们这个项目旨在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西方文化范畴内的主要民族国家（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的政治思想开展以下三个方面的深度研究：首先，探求在近代早期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西方各国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们如何应对本国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并为之提供理论辩护，从而形成各自独具民族特色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其次，探求这些国家在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之后，在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其主流政治思想传统是如何与之相适应而实现现代转型的；再次，还要探求20世纪后期乃至进入21世纪后，西方各国在后工业、后现代风险社会这种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其政治思想与政治哲学的嬗变情况。我们的重点就是如何结合政治思想的主题（如何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管理国家），来总结西方各国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治理能力的提高及其应对挑战的理论构想和反思方面的共性与个性。

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相关讲话中指出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虎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考虑到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性，我们看到，有些人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是最好的，而美国政府也一直将美国的价值和制度作为“唯一的标准”企图向全球推广。对此，我们在研究中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任何政治思想以及政治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要适应本国、本民族的社会特点和时代需要，无论是中国还是所谓“西方”内部各国，都是如此。

例如，就民主问题而言，在西方的政治思想传统和政治实践中，民主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经验。但是，民主的价值和理想在西方从来都是有争议的，民主的制度和实践也没有统一的模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主思想和制度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古代希腊的民主与现代的民主肯定不可同日而语，今天的民主与19世纪的民主肯定也有很大的不同。同时，由于各民族、国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不同，其民主思想和制度也都各有其特点，美、英、法等国的民主思想和制度有很大差异，可见，所谓的“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因此，深入研究、借鉴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制度，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大有裨益的，但肯定没有现成的统一模式供我们照搬。

总之，我们在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成果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适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必须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时刻注意我国和西方国家的社会性质不同。吸收、借鉴绝对不能食洋不化、“全盘照搬”，我们必须“知己知彼”，紧密结合我国实际，认真细致地分析、筛选，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