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德志，漆程成

摘要：徐大同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重建和学科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他提出了要准确认识西方，为中国研究西方、正确对待中国传统等主张，这些主张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在政治思想研究的基础上，他还引入了比较分析的方法、文化分析的方法，从而拓展了政治文化研究的领域。徐大同先生的政治思想研究，为中国政治学理论提供了融合创新的研究主题和方法，丰富了我们对于政治思想的认识与研究。

关键词：徐大同；政治思想；融合创新

徐大同（1928—2019），我国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徐大同先生一生从事政治思想的教学与研究，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新时期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徐大同先生先后主编或合作完成专著、教材和工具书近20部，发表论文50余篇。由他主持编写的五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已成为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个人的代表作有《文踪史迹》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前者汇集了他在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和心得，后者则是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思考和总结。徐大同先生领衔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西方政治思想史》教科书和新时期第一本《中国政治思想史》教科书，影响了数代政治学学子。同时他还培养了一大批政治思想研究的学者，为新时期政治思想史专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本文试图从宏观的角度对徐大同先生政治思想研究的主题和方法加以归纳和总结，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的政治思想研究。

一、准确认识西方政治思想

新中国成立之初，徐大同先生就开始了政治思想的研究。徐先生进入华北大学后，在俄文大队旁听苏联专家苏达利可夫、贝可夫、齐赫文斯基讲授马克思主义法学，并在何思敬教授等人的指导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和法律方面的经典著作。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外交研究室法律组后，讲授国家与法的理论。1952年，为了落实教学计划，徐先生所在的教研室决定由他和胡瑾、冯憬远三人组成“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教学小组。他们先后在苏联专家谢米利亨教授和瓦列塔米托夫教授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其中瓦列塔米托夫教授曾以凯切江编写的《政治学说史》教材为蓝本系统讲授过西方政治思想史。1955年秋季，徐先生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第一届本科毕业生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从此，西方政治思想史成为了徐先生的学术志业，并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在徐大同先生开始走上西方政治思想研究这条道路的时候，其时的学科基础非常薄弱。尤其是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政治学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对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尤其不利。但是，从苏联引入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在法律专业仍然存在，这也使政治思想研究的部分内容在“国家学说”的研究中得以延续。1961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了国际政治系，徐大同先生转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1973年，徐先生从江西干校回到北京，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国政系工作。在徐先生等人的建议下，北京大学恢复为学生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正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有徐先生等人的竭力支撑，才使得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没有完全中断，他们也成为学科恢复重建的先驱。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领域里，徐大同先生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1979年，徐大同先生在天津师范学院招收了第一届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的研究生，这也是国内最早的一批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1980年由徐大同先生和朱一涛先生合作撰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大纲》在《天津师院学报》上分三期连载发表。这个大纲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大纲。1982年春季学期，徐先生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了全国性“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培养了该学科的师资队伍和科研骨干。1985年，由徐先生主持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出版，这也是第一部由教育部统编的教材，也是政治学专业恢复后第一部由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人员编写的教材。同时，他还主持编写了第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辞典》，出版了第一套通史性的多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专著。这些成果在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史上都带有开创性的意义，同时也是该领域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在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徐大同先生不仅在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还直接引领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开展。1998年世纪之交，中国政治学界召开了庆祝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在这次大会上，徐大同先生在发言中提出，中西政治思想的研究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比较和借鉴。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重点不再以“通史式”的研究为主，而是要突出对国别、时代流派、人物的专题研究，以期对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规律、特点、思想内容和价值有更深刻的认识，目标是创建适应中国需要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政治学的恢复与重建，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也迎来了春天。徐大同先生先后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七五”“八五”和“九五”重点项目。进入21世纪以后，他又先后完成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世纪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编写与修订等重要科研、教学项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先生领衔的团队历时七年于2005年推出了五卷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马啸原教授认为，这部多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出版“把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升华到一个更高更广的层次”，“是西方政治思想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大研究成果”。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徐大同先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得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观点。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徐先生强调要认识政治思想的发展规律和线索，他对西方政治思想史基本特点、发展规律、基本线索的把握，从总体上廓清了西方政治思想中教学和研究最重要的问题。通过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整体研究，徐先生提出了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基本特征，即多元演变型的唯理政治观。

徐大同先生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将西方政治思想概括为“唯理”政治观。不同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寻道”思维，西方传统政治文化是“穷理”思维。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主导下，西方人在讨论政治问题时，普遍关心和要求解决的是人为什么要过政治生活，也就是人为什么要建立国家，以及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即国家的起源和本质这些问题。在此基础上，国家起源与本质问题成了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中恒久的论题。西方传统政治文化注重国家产生的原因、本质和规律的研究，在思维方式和方法上表现出鲜明的理性主义特征。正是从这一特征出发，徐先生在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中更加重视对国家的起源、权力的分配、权利的论证以及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概念进行研究。事实上，这种精到的概括与徐先生对中西两种政治思想的比较是分不开的，从整体上把握了中西政治理论体系的差异。

基于对西方政治思想发展规律的系统梳理，徐大同先生最终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线索归纳为“多元演变型”的发展模式。徐先生认为，两千多年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属于多元演变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横向上看，它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是派别林立、诸家杂陈；二是从纵向上看，它经历了不同政治观的发展演变。探索社会政治秩序建立的基础，或者说探讨其产生的本源问题，并以此作为评价社会政治制度的依据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基本传统和主要观点。从这一思想出发，徐先生认为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和权利政治观三个阶段。具体来说，自然政治观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基本政治观，基督教神学政治观是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基本政治观，权利政治观则构成了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徐先生对西方政治思想史发展线索的归纳总结，体现出他对西方政治思想史发展演变内在逻辑的深刻认识，也为我们准确把握西方政治思想史发展的脉络提供了重要指南。

在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中，徐大同先生还非常强调西方政治思想的时代性特征。他指出：“各种政治思想无不是时代的产物。它不仅受当地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制约，而且思想家具体所处的生活条件、环境等都会对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比如，就民主问题而言，西方国家的民主思想和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民主的思想和制度并无统一的模式可以遵循。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制度的内涵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古希腊的民主与现代民主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是现代西方的民主思想和制度也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演变，在不同时代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西方国家受不同时代民主思想的引导，民主的制度和实践也在不断变化。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初，都是以扩大立法权、削弱行政权为主，并认为政府太过强大会危害个人自由。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资产阶级从被统治阶级转变为统治阶级，一些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放弃原来的主张，对其民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开始强化国家职能、建立庞大的官僚机构、加强国家对社会的管控，等等。

尽管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但是，徐大同先生却非常敏锐地指出了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繁荣发展背后隐藏的深层次问题。在徐先生看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成果主要还是“教材型”“通史型”“描述型”“介绍型”的居多，有分量的专题性研究、较为深刻的评析性专著和文章则为数有限。有的论著或多或少还存在“食洋不化”甚至“照抄照搬”的现象。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究竟应当如何发展呢？

徐先生认为，为了使西方政治思想学科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政治发展，今后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就要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比较和借鉴。首先，在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中，要更加突出对国别、时代、流派、人物的专题研究，以期对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规律、特点、内容和价值有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我们决不能再搞那种“贴标签”“戴帽子”的陈旧做法，也不能只是“浮光掠影”“点到为止”，而应该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对各种思想给予科学的分析、实事求是的评价，然后得出公允的结论。其次，要开展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重点是要揭示二者的共性与差异，取得更深刻的认识。这既有利于我们深化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认识，也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西方政治思想的了解。当然，在研究不同民族的政治文化时，不能褒此贬彼，或贬此褒彼，而应进行科学的比较，探寻其各自存在的理由和利弊得失，进而推动自己民族的政治文化建设。最后，借鉴的基本原则是从本国国情出发，“为我所用”。我们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西方”，而是“为了中国而研究西方”，也就是说，通过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以提高我们认识国家、组织国家、治理国家的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

“为中国研究西方”，是徐大同先生政治思想教学和研究的一个基本主张。在徐先生看来，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目的是为中国服务，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徐先生在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同时也不忘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学习和思考。1954年徐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独立承担起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的教学之余，还会去北京大学旁听冯友兰等人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程，并系统学习了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改革开放后，徐先生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哲夫、谢庆奎、朱一涛等人一起编写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这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编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材。

在政治思想研究中，徐大同先生始终强调要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政治思想，努力做到中西政治思想研究并重。在他看来，“政治学是研究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国家的科学”，那么政治思想研究也应当以国家问题作为研究的基本对象和中心问题，如何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管理国家也成为政治思想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了更好地揭示政治思想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既要深入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同时也要加强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他认为，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不能不了解和研究我们自己传统的政治思想。因为我们研究政治思想的目的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不了解自己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传统与国情是实现不了这一点的。因而徐先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也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学习和研究。

到了晚年，徐大同先生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投入更多一些，这不仅体现了徐先生为中国研究西方的旨趣，更体现了他学术追求融合创新的基本特征。在一次访谈当中，他明确地讲，他的学术生涯是从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开始的，最后他还要回到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徐先生晚年重新回到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带着明确的比较视野的，这也使得他能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上多有创新。正是因为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徐先生能够发现中西政治思想的主要差异。在他看来，与西方不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表现为“唯实政治学”或“治理政治学”，与政治实践的紧密结合则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最主要的特点。

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之上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尤其是“治理政治学”理论的提出与证成，是徐大同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贡献。通过多年的研究，徐先生发现，中西两种政治思想体系认识政治现象的侧重点截然不同。西方政治学的传统是“唯理政治学”，主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而中国古代的政治学则可以称为“唯实政治学”“治理政治学”，主要解决的是“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如果说政治制度问题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核心问题，那么“治国之道”问题就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核心问题。

实际上，早在1986年，徐先生就总结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当时他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归纳为务实的政治文化、重民的政治文化、伦常的政治文化三个主要特征。在2013年和2014年，徐先生先后完成了对墨、儒、道、法四个中国古代主要政治思想流派核心人物政治思想的重新梳理和认识，这些研究基本上围绕着以治国理政为核心的“治理政治学”展开，成为徐大同先生晚年对中国政治思想主题研究的重要贡献。这一思考路线显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有着重要的关联，但也是徐大同先生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合理延伸。

从“治理政治学”的概念出发，徐大同先生探讨了先秦法家“势、法、术”为主要内容的治国方案。在他看来，对于政治，法家持现实主义的态度，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人性是自利的，反对法古和拘泥成法，主张面向现实、变法求治。对于权力，法家认为君主统治天下的关键是牢牢掌握权势，告诫君主“权势不可以假人”，并主张实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制度。对于法，法家认为法是君主治民的基本手段，主张“事断于法”，为此，法应当统一、稳定、公开、严酷，并严格执行。术则深藏于君主内心，由君主独操，法家认为君臣之间为利害关系，无感情和道德可言，君主驾驭臣工，必须使用术。

也是从“治理政治学”的概念出发，徐大同先生探讨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在他看来，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讨论了治国之道，包括三个互相联结、互相渗透、互相支撑的要点：“天下归仁”“为政以德”“齐之以礼”。“天下归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指在天下建立仁政统治，实现社会的有序、稳定、和谐；“为政以德”即认为德治是治理天下国家的具体方案和方法；“齐之以礼”即以礼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基本规范。孔子的这一套仁政德治礼范的治国之道在汉代被确定为官学，此后又受到历代王朝统治者的推崇。

与先秦其他政治思想家不同，面对当时社会、国家混乱无序的局面，老子意识到，恢复社会秩序关键不在于提出具体的治国之道，而在于发现并按照社会、国家的本性（规律）管理社会、国家。老子以“道”的高度概括了宇宙包括社会、国家产生及运行的根本规律，提出了“道法自然”的社会政治观。“以道治国”是老子的治国方案，即治理社会、国家必须按照规律办事。这被认为是超越“治国之道”的“为君之本”，具体包括行善政、顺民心、为无为等。老子所构想的能完美体现“道”的理想社会、国家就是小国寡民。老子的政治思想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在庄子、黄老派、玄学、太平道等上都有体现。

墨家虽然与儒家一度并称显学，但却是反映了劳动人们的利益和愿望。墨子认为自利而不相爱是社会无序、人民痛苦的根源，进而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的救世之道。在国家观上，他认为，没有强有力的国家就无法做到兼爱互利、实现众利，因而主张尚同尚贤，即建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制度，并选贤任能。他认识到统治者是否节俭的政治意义，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和愿望出发，批判统治者奢侈无度的行为和儒家厚葬久丧的思想，主张节用节葬。

除此之外，徐大同先生还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基本轨迹和线索出发，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关注重点，包括重农、重一、重和、重民、重德等。他还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角度特别提出了中国人拒绝自由主义、接受共产主义的文化基因。这些方面与对墨、儒、道、法四个主要政治思想流派核心人物政治思想的重新梳理，构成了徐先生思考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汇集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一书中。这本书也是徐大同先生生前完成的最后一本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杨阳、郑义就曾撰文对徐先生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一书作过系统分析，认为这本著作呈现了徐先生思考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基本进路，其中马克思主义方法、政治学视角和现实关怀构成了他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特色。

三、政治思想融合创新的方法论基础

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思想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政治思想，是徐大同先生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贡献。徐先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贯彻阶级分析方法，在政治思想研究领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进程相一致，但政治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和其他社会意识一样，也具有相对独立性；中西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想都是一定阶级、阶层、集团政治要求和政治理想的反映。

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徐大同先生在政治思想的研究中始终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认识的逻辑进程与客观历史发展进程要一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的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具体到政治思想领域，我们应该看到各种政治思想无不是时代的产物，是“应时而生，适时而变”的，脱离了时代需要的政治思想将丧失生命力。

贯彻阶级分析方法也是徐先生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方法，既要坚持阶级的分析方法，同时也与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政治思想的特性决定了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而我们要从不同阶级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出发，揭示出各种抽象理论、观点所包含的阶级内容。同时，对于政治思想，我们还要将其视为一个历史的、不断发展的过程，对其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政治思想研究成为徐大同先生治学的基本主张。在他看来，政治思想“就是适应一定时代需要，反映一定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政治理想、政治态度和政治要求，为其设计夺取、建立和维护政治统治的方案和为实现其统治出谋献策”。这既包括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同时也将列宁的国家观念渗透其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确认了政治思想的基本内涵。正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徐先生对政治思想的研究穿透了历史，联结了逻辑，实现了政治思想研究的融合创新。

徐大同先生在政治思想研究中的融合创新与他在研究方法上的兼容并包有着密切的关系。徐先生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努力践行历史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比较分析方法、文化分析方法等多种方法。总的来讲，在徐先生的政治思想研究当中，有两种方法表现得非常突出，同时也对政治思想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那就是比较分析的方法和文化分析的方法。

比较的方法在政治思想研究当中经常用到，常常用于比较两个政治思想家的思想。但徐先生经常将比较的方法与文化的方法联系起来深入到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当中，这就由对政治思想史一般的知识性比较深入到对政治文化的总体把握上来。他指出：“既然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各民族的政治文化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因此在进行宏观的政治文化研究时，就必然引起对各民族政治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视。”徐先生将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分为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纵向的比较就是一个民族政治文化本身的比较，横向的比较则是指各民族政治文化之间的比较，比如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

中西比较是徐大同先生在政治思想研究中非常关注的重要主题。比如，在西方的民主与中国传统的民本问题上，他认为，重民不是民主，在重民思想指导下的政治制度也不是民主制度，但是，以“爱民”“教民”“养民”“恤民”等为内容的重民思想和民主思想，却是任何政治统治、政治制度、政治机制下所不可或缺的原则。

事实上，早在1997年，由徐大同先生和高建教授主编的《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一书就从中西两种政治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思维方式、整体本位与个人本位、公民与子民、德治与法治等角度进行了比较分析，深化了对政治文化民族性的相关认识，也为准确把握中西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差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著作弥补了学界在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方面的不足。

徐大同先生在运用比较的方法开展政治思想研究的过程中，既能看到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差异，也能够看到二者的共性。在他看来，中西两种政治思想都是为维护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政治统治服务的政治观点、政治主张和政治学说；无论是中国政治思想还是西方政治思想，都是阶级性与社会性、时代性与继承性、民族性与交汇性的统一。同时，由于历史上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以及民族变迁模式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使得中西两种政治思想体系也呈现出互不统属的面貌和特征。

徐大同先生创造性地将文化研究的方法运用政治思想的研究上，从而扩展了政治思想研究的领域。这一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在于，民族政治文化传统对政治思想的风格和特征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徐先生看来，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思想、理论、价值观念等的总积淀”。从这一定义出发，我们发现，在徐先生那里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的关系非常紧密，通过对政治文化的把握，可以更好地认识政治思想；反过来，政治思想的研究也有助于深化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各民族的政治思想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会逐渐形成特定类型的政治文化，深入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和行为习惯之中，取得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构成该民族政治文化的特质，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政治文化。同时，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也会“深刻地影响其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也包括政治家、政治思想家的政治观念、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从而使一个民族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政治思想”。

文化的方法与比较的方法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形成比较政治文化，显现出独特的研究优势。通过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我们还会进一步认识到中西两种文化模式给政治实践带来的深刻影响。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徐大同先生得出了很多重要的结论。比如，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这部专著里，他没有明确地区别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而主要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进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在他看来，近代中国人民拒绝西方自由主义，接受共产主义有着多种原因。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角度看，中国传统自由观强调的是一种我行我素、不要任何公权力干涉的自由，它和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有着根本的差异。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在中国缺乏文化基因，不可能作为建构国家制度的方案被接受；相反，大同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成为中国人民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文化基因。

徐大同先生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比较中西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发展，为我们进行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打开了一扇窗，深化了我们对政治思想的认识。徐先生认为，中西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差异主要是中西两种政治文化的差别，并在中西两种政治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形成了政治思想的不同发展模式。首先，两种政治思想的思维形态不同。中国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务实性，强调知行合一；而西方文化则表现为唯理性，强调逻辑思辨。其次，两种思想体系的侧重点不同。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主要不是解决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的问题，即建立何种形式的政体问题，而是要解决在君主的最高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也就是为君主提供所谓的“治国之道”。西方政治思想在国家间题上呈现出从认识国家、组织国家到管理国家这样一种顺序。最后，两种政治思想体系的发展轨迹不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型的，而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则可以说是多元演变型的。

四、结论

徐大同先生在总结自己的治学思想时，深有感慨地讲明了自己研究的主题，即“从西方，到中国，到比较，总是没有离开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领域”。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徐大同先生政治思想研究的融合创新理论有着三个根本性的基础。

第一，准确认识西方政治思想，为中国研究西方。徐先生的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西方政治思想的教学与研究，是新中国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奠基人和推动者。但是，徐先生研究西方一直有着浓厚的价值关怀，那就是为中国研究西方。这实际上为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设定了目标。文明的借鉴是需要的，徐先生一直强调我们在研究、吸收、借鉴时必须站稳自己的立场。他的视野是开阔的，他否定那种拒绝学习、借鉴的论点，也不接受不考虑中西不同，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搬照抄西方模式。事实上，他认为，越是能准确认识西方，并从中国立场考虑西方，对自己的文化就越是充满自信。

第二，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一直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这里既有复兴儒学的新儒家，也有打倒孔家店、批林批孔等各种言论和主张。但比较有共识的还是突出了扬弃的主流观念。徐先生多次讲到，对传统文化，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继承，我们对传统文化才会做到既有扬弃，也有继承。事实上，徐先生的这一理性认识也与他对西方的研究分不开。正是因为在对西方政治思想、政治文化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反观中国政治思想、政治文化，徐先生才能够做到政治思想的融合创新。

第三，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方法创新。徐大同先生特别注意在教学和研究当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也强调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对待马克思主义应当在坚持中发展。徐先生在政治思想的研究中，不受各种教条主义的限制，鼓励创新。他提出，要防止两种教条，一个是“马教条”，一个是“洋教条”。他提出，要“出格不出圈”，鼓励创新。他还强调，要“宽容、宽厚、宽和”，不能什么事都上纲上线，无端地扣帽子、打棍子。正是徐先生在治学中坚持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这就使得他能够很快地接受比较方法、文化方法，并运用到政治思想的研究当中，从而实现了学科发展的多元方法创新。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当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正是强调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徐大同先生能够在政治思想的研究当中做到中西汇通，实现融合创新。虽然徐先生自己并没有提出融合创新说，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他能够准确认识西方政治思想，为中国研究西方，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通过比较方法、文化方法最终实现政治思想研究的融合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