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阳， 郑 义

摘 要：作为公认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名家，徐大同生前一直重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他在该领域的著述虽然不多，但往往高屋建瓴、慧眼独具，极具启发价值。马克思主义方法和价值认识维度、政治学的观察视角和强烈的现实关怀，构成了他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特色。特别是他对政治学视角这一研究进路的强调，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凸显政治学学科属性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徐大同在该领域研究中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在当下和未来的健康发展有着补偏矫正的意义。

关键词：徐大同；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视角

一、引 言

去年到天津师大参加中西政治思想史论坛，好友刘学斌曾约我为徐大同先生新近出版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写个推介。当时我虽应允，但回京后因俗务缠身，迟迟未能践约。不想一年不到的光景，与先生已是天人相隔，遗憾与自责之余，唯有重温先生遗作，略述其微言大义，庶几可慰先生在天之灵乎！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治学学科重建的重要参与者，徐大同组织编撰的多部著作和教材，曾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故他一直被学界公认为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大家。但徐大同的学术贡献不限于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不论是“为中国而研究西方”的治学理念，还是作为中国政治学学者特殊的使命感，抑或是作为政治思想史名家触类旁通的天赋，都使他将相当的精力放在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思考上。

事实上，徐大同对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重建也有开创之功。1981年，他与陈哲夫、谢庆奎、朱一涛合作推出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吉林人民出版社），是改革开放后，也是1949年后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通史类著作。以后，徐大同又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和讲演，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主要特点、演变线索等问题作出专门探讨，这些文章和讲演辑录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于2015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部文集的“后记”中，时年86岁的徐先生写道：“如果老天假我以时日，我将继续前进，从政治学的角度完成汉魏、唐宋、明清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斯人已逝，上述宏愿已无法实现。哀之思之良久，渐有余味绕梁之感，结合该书的“前言”和收录的9篇文稿，徐大同思考和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基本进路逐渐清晰呈现：如果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其方法论和价值坐标系的来源，那么，政治学视角就是他内容选择和议题设置的主要依据，而对中国和民族的现实关切则在两者之外构成了另一维度，它一方面在内容选择和议题设置上发挥矫正和平衡作用；另一方面，它作为研究的归宿和目的彰显着政治思想史研究“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中国意识和现实关怀。

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坐标系

在回忆20世纪70年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编撰过程时，徐大同说他与其他编撰者接受任务后，首先确定了三条编写原则：“1.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2.从政治学学科的角度出发；3.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我看来，这三条原则作为指导思想，贯穿于徐大同中西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始终。

20世纪30年代，中国理论界的社会史论战，也影响到了起步不久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方法逐渐出现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中。如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就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讲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演变，杨幼炯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将中国政治思想需要研究的问题分为三个层次，而将政治思想产生的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列为第一层次需要研究的问题。1937年，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书店）更是全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作品，该书对此后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1949年后曾再版发行。

上述这些研究，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理论，都强调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他们的想法，正如吕振羽所言：“我们对历史上某一时代思想的研究，要想能得出一个正确结论，第一重要的，需要正确地掌握这一时代的经济情况和政治情况，正确地了解这一时代的生产方式，以及其矛盾之发展的根本形。……在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自身虽属原则地受着社会存在所决定，然则其对于社会存在自身亦能给予反作用，而给其发展过程以多多少少或正或负的影响，从而又影响其自身。”

当时，也有学者将社会存在进一步理解为阶级存在，将社会矛盾理解为阶级矛盾，开始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解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本质和演变，如李麦麦的《中国古代政治哲学评判》（上海新生命书局，1933年）。相对于吕振羽等人的认识，李麦麦的做法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但是他将社会存在简单地化约为阶级存在，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当作是社会和历史运动的全部内容，显然又是片面的。他在书中用五章讲述先秦的阶级斗争，用一章讲述这种阶级斗争在政治哲学上的反映，大有用阶级斗争史的铺陈代替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意味。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存在普遍带有阶级性，反映着不同阶级的地位、利益和愿望，但阶级性的普遍存在，并不意味着社会关系只能或仅仅表现为阶级关系，而阶级之间的冲突与斗争，也不意味着不同阶级之间没有妥协和协作的可能。过分强调阶级性，将阶级斗争泛化和神圣化，在学术研究中将阶级分析作为唯一的观察角度和评价维度，不仅可能将复杂的学术问题简单化，伤害学术研究本身的严肃性，还可能会导致以贴阶级标签的方式代替对具体因果关系和逻辑关系的考察。但令人遗憾的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后时局的变化，社会存在被等同于阶级存在，社会意识及政治思想被理解为阶级利益的简单反映，以阶级斗争视角代替社会史进路，以阶级斗争史的讲述代替思想史叙事，以粗暴的粘贴阶级标签代替严肃的学理分析，竟一度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常态和主流。

徐大同接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编写任务是在1974年，编写期间经历了“儒法斗争”等政治运动，成书出版也还在思想解放的初期阶段，故该书留有些许时代的印记和局限是可以理解的。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徐大同很快摆脱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在稍后的一篇讨论政治思想史的特点和方法的文章中，他较全面地阐释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观。这篇文章肯定了“政治思想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政治思想的特点概括为阶级性与社会性、时代性与继承性和民族性与交汇性三对两两相对的辩证关系。

首先，他认为，虽然“每个阶级、阶层都有其独立的政治思想”，而且统治阶级也总是希望将自己的思想伪装成为社会思想，但政治思想的这种阶级性“是蕴含在社会性之中的”，表现为阶级性与社会性同时并存的状态。

其次，他指出，任何政治思想都是具体的历史存在，有其时代性，但其精华部分又可以积淀而成优秀的政治文化，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每个时代的政治思想都有其时代特点，但是后代的政治思想又总是从前代继承而来”。

最后，他指出，由于民族的生存环境和历史进程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反映在政治思想的建构和发展中，政治思想归根到底是一个民族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但民族的交往和融合，又会彼此学习和吸纳对方优长，借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政治智慧，“因此，政治思想又具有一定的交汇性”。

在另一篇文章中，徐大同明确提出，在中西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要反对两个教条主义，首先就是要反对“马教条”，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凝固、封闭，更不是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坚持马克思主义，只能采取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态度。结合具体实际、不断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的青春活力”。

本着上述的理念和原则，徐大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著述中，较少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文，而总是能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有机地融汇到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论述中。他总是将社会存在具体化为经济基础、政治局势和社会结构，将其作为触发思想家思想灵感、催生他们问题意识的深层原因。比如在分析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较少关注国家本质和政体形式等问题的原因时，他没有将其归咎于思想家的阶级立场，而是客观地指出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制度环境和政治文化传统的决定性影响。

虽然他也强调阶级性，但却总能根据思想家具体的政治主张来判定其阶级立场，从阶级立场和时代需要等多个维度来评判政治思想的意义与价值，故在其对儒家、道家等学派的相关评述中，他都能在陈述客观事实的过程中，对孔子、老子、墨子等古代思想大家保持“温情的敬意”。比如他在指出孔子推崇周礼，希望恢复和重建西周政治社会秩序这一客观事实的时候，也指出孔子政治思想有着超越简单“复古”的一面，认为：“孔子最大的愿景就是建立一个‘天下归仁’、敬德尊礼的无刑无讼、安定和谐、一统天下的王国。”再如他在肯定墨子的政治主张代表了广大工农小生产劳动者的利益和诉求时，也指出小生产者由于自身缺乏凝聚力，总是寄希望君主能成为自己的保护力量的局限性。

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古代思想家的地位和思想价值，是徐大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特点。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应该与时俱进的观点，这使得他虽至古稀之年，仍能及时了解和观察史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但对暂时尚存在争议、还未能形成最终结论的创新成果，他也多在文中注明，表现出严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有学者对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运用封建社会等概念来描述中国秦以后的社会形态是否合适等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也有个别学者尝试提出了不同的历史分期理论。对此，徐大同在关注中持审慎态度，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他一方面仍沿用以往多数学者认同的历史分期理论，另一方面也在注释中指出创新成果的存在。

三、政治学的学科视角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线索与特色》一文中，简要回顾了以往的研究成就之后，徐大同写道：“这些专著教材各有所长，对教学和研究有很大参考价值，对人们认识、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有所启示。但大部分著作都带有哲学、史学的痕迹，政治学学科色彩不够突出。”应该说，这个总结是非常准确的。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最初是出于政治系教学需要而逐渐兴起的。1922年春季和冬季，梁启超先后在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和东南大学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稍后，谢无量的《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1923年）和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华书局，1924年）相继推出，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正式起步，也意味着该学科在中国的正式创建。但在当时大学普遍存在重西洋而轻中国的现象，以至于当萧公权在1928年受聘于南开大学开设西洋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时，他发现，“‘西洋政治思想史’的教材，准备起来比较容易”，而中国政治思想史却“没有现成的教材，必须全部收辑编排”。

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间，虽陆续有十多部冠名中国政治思想史或中国政治哲学史的著作问世，但大部分都是采用传统经学或史学方法，将相关资料整理归类，辨别真伪，考订含义，再略加解析，故看上去都更像史学著作，政治学色彩非常淡薄。当此之时，现代学术在中国建立不久，多数学者传统知识功底明显好于西学基础，其作品呈现出上述特点，应该不难理解。但他们中萧公权显然是个例外。萧公权有扎实的政治学理论基础，同时讲授中西政治思想史课程，更有利于锤炼出其学贯中西的职业素养，最关键的是他明确选择“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学之方法”的研究进路，使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成为民国时期最具政治学味道的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典范之作。

改革开放之初，政治学学科尚在复建阶段，最初介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大多来自史学界或哲学界。这些学者多认为，中国政治思想有着自身的特殊性，主张以其固有的问题意识和演进逻辑来确定研究内容和叙事体例，认为以现代政治学议题裁定研究内容，会导致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对象规定得过于狭窄，有碍于视线的展开”。上述认识和做法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造成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野和问题领域，不仅将天人关系、历史观、人性论等作为政治哲学问题纳入了研究视域，而且还将研究的范围延展到政治思维、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并最终将政治哲学、政治思维和政治文化整合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叙事中，其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刘泽华总主编的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强调中国固有问题的特殊性，也可能会冲淡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政治”主线，淡化其学科辨识度，使之难以与一般思想史区别开来，造成其学科归属上的困惑。作为政治学学者，徐大同敏感地意识到，若不能将研究重点聚焦于“政治”，集中在政治学的中心和重要议题上，其叙事过程若没有政治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命题参与其中，就难以实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现代政治学这两套知识系统的概念互释和话语衔接，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就会游离于政治学知识体系之外，这不仅会给当时的政治学系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教学带来极大的困难，还会使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分支学科难以纳入政治学学科体系。

萧公权提出“采政治学之观点”，其典范意义首先表现为借助政治学的主要议题来框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借以避免研究对象选择过于宽泛、叙事主题难以集中等问题，凸显了政治思想史应有的政治学特色。其次，它的典范意义还表现在对概念、命题的引入和处理上。萧著引入了许多政治学概念、命题，对某些很难以引入方法替代的传统概念或命题，也多以政治学概念加以对照，阐明两者之间的异同，使这些概念和命题的真实含义在比较中变得更为清晰。

徐大同强调，“从政治学学科的视角出发”，具体做法上与萧公权类似。首先，他坚持将国家作为政治思想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早在1981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前言”中，他就强调指出：“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即关于国家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这个说法后来虽有所修正，但万变不离其宗，只是说法更明确更具体，如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线索与特点》中，他说：“政治思想史也就是各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各阶级思想代表们对认识国家（性质、作用、职能）、组织国家（管理形式——共和、君主；结构形式——中央集权、地方分权；统治方式——民主、专制独裁）、管理国家（治理方法——路线、方针、政策原则）等方面问题的思想观点的发展演变历史。”

其次，坚持以西方政治思想为参照，强调要在比较中把握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特点和演变线索。他从中西思维方式特点出发，提出自古希腊开始，西方的思维方式就有“唯理性，强调逻辑思辨”的特点，而中国自古以来思维方式就有着很强的“务实性，强调知行合一”的习惯，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西政治思想的各自特点。因西方重视理性思辨，喜欢探讨抽象的理论问题，偏好运用概念做逻辑推演，故在政治思想的探讨中，更关心“人为什么要过政治生活、为什么要建立国家的问题。他们试图通过对国家的起源、本质、作用、分类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证，达到对国家的完整认识”，也就是说，它更注重“认识国家”“组织国家”这两个层面问题的探讨，至于如何“管理国家”这个层面，是直到19世纪末，“才引起思想家们的突出的关注”，故而其发展线索呈现出从认识国家、组织国家再到管理国家的顺序。

但中国明显与此不同。因中国古代思维特点具有务实性，如何管理国家就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一以贯之的中心议题。如何管理国家，转换成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概念就是“治国之道”。所谓“治国之道”，“就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也就是基本政治价值观以及具体的治理策略和方法（即所谓‘术’）”。在徐大同看来，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学派纷争，从春秋战国到唐朝，都表现为“道统之争”，也就是用谁家之道来治理国家，所以他认为完全可以把中国古代政治学称为“唯实政治学”或“治理政治学”。至于认识国家和组织国家这两个层面的问题，直到清末才逐渐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中心议题，因此，中国政治思想的演进线索呈现出的是“从管理国家到认识国家、组织国家这样一个顺序”。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收录的九篇文章中，类似的比较几乎随处可见。如在比较中西两种自由观时，徐大同曾非常精辟地指出：“西方自由是公权力保护下的自由权利，要在社会中实现。而中国古代则从来没有把自由视为一种权利，而是认为它出自个人的天性，主张一种不受任何约束（包括公共权力甚至是社会）自由自在的自我决定。与西方自由观不同，这种自由观是一种只要求个人的自由放任，而远离社会、反对权威干预的自由。”但总的来看，徐大同还是与萧公权有所区别，他没有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具体概念的比较和辨析，而是着力在比较中归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整体和宏观特征。比如，根据西方政治思想在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近现代不同历史时期都曾出现过明确变化这一事实，他将西方政治思想的演进特征概括为“演变型”，相对于此，则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演进历程概括为“一贯型”，精辟概括出中国政治思想“几千年‘一以贯之’”这一特点。再如，比照西方政治思想，他提出中国政治思想在整体上体现为“重农”“重民”“重家”“重一”“重和”和“重德”六个“重”的特点等。

事实上，自从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创始以来，围绕“从政治学的视角”和强调中国固有问题特殊性的争论一直都或隐或现地存在着，这是由该学科固有的特点所决定的。首先，它本身就是一个交叉学科；其次，更重要的是该学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产生于不同时空背景的两大知识系统的“对话”，其成功的“沟通”有赖于两者之间的概念互释和话语衔接，为此从政治学的视角和中国的特殊性考量，都是至关重要、不可偏废的，关键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重建，最初的参与者多为历史学和哲学背景的学者，政治学基础相对薄弱这一实际情况，徐大同对“政治学视角”的强调，在当时的确有着很大的纠偏矫正的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包括笔者在内的新一代学者。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学色彩在逐渐增强，这不仅体现在刘泽华研究团队先后推出的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和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中，还体现在葛荃、孙晓春、张星久以及笔者等人的相关著述中。

四、中国与民族的现实关怀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录》收录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中国人民拒绝自由主义，接受共产主义的文化基因》，从题目可以清楚地看出文章的立意。为中国而研究西方，为当下而研究历史，是徐大同曾反复说起的名言，道出了他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目的和最终归宿。

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曾经产生和存在过五花八门、形态各异的政治思想。作为人类思维和智慧的结晶，它们中有些曾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广泛传播，型塑了某种特定的政治文化，成为影响和支配特定人群行为的文化指令。它们深度参与人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实践，影响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制度建构、生活样式，进而左右一个民族的历史走向。然而，更多的思想和主张，则不会如此幸运，它们可能只在有限的范围内传播过，更像是灵感和智慧之光，在绵长悠深的历史时空中一闪而过，其存在和流传的意义似乎不是影响和塑造历史的进程，而是有意彰显人类思维、智慧、思想和情感的多姿多彩。

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面对如此丰富和多样的思想世界，如何设定中心议题，选择取舍研究的主要问题，前述“以政治学的视角”固然是方法之一，但这仅仅是学科视角。学科由相关知识长期积累而成，具有系统性、客观性和自在性等特征，并不必然地服务于当下的社会和政治实践。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与政治学的学科视角有关，但归根结底是由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的深层意图所决定的。

仔细研读徐大同的相关著述，我们不难发现，他在以政治学视角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进行知识梳理和特点辨析时，始终保持着作为学者的客观性和严谨态度，在“结语”中，又总是不忘强调“要珍惜这批文化遗产……吸收其有益的成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强调“我们不能苛责前人，而应该认真继承这份文化遗产，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的确，“以史为鉴”“古为今用”，这些耳熟能详的名言，在徐大同那里是实实在在的对研究意图和目的的预设。对徐大同来说，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思考和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批判传统政治的专制主义之恶，也不是为了铺陈或炫耀数千年的政治智慧和救世良方，而是为了提炼和总结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服务于中国当下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建设。这种“政治文化传统”最初可能来源于某些思想家的思想——这也是他重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原因，但思想只有经过了充分社会化之后才能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文化指令”。因此，“政治文化传统”并非仅存在于典籍文本之中，而是主要沉淀于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的运行过程和整个民族的心理结构中。它们长期累积、代代相传，形成了某种类似于生物基因的“文化基因”，影响和支配着个体、组织和整个民族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乃至历史选择。

上述“文化基因”是特定民族、国家历史长期演进的结果，对各个民族的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通过比较中西两种自由观，徐大同在解释自由主义何以对欧美现代文明有重要价值的同时，试图以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来解释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短暂实践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他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更多地表现为对权力和社会的逃避，在实践中也主要表现为追求无拘无束的个体放任，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富有建设性的政治理论。在他看来，由于中国没有西方的自由观这种“文化基因”，自由主义在中国就难以避免水土不服的尴尬命运。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基因呢？徐大同认为就是“大同思想”。虽然在历史上，大同思想在精英和农民阶级那里往往体现为不同的社会理想和政治诉求，但作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却一直为中华民族各阶层人们所共享。到了近代，大同思想又作为几代寻求改良和革命的先进分子的社会理想，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形形色色的西方政治理论资源的取舍和选择，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之所以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就是因为他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都具有大同思想这一文化基因。他总结道：“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传统，对人类大同的追求，不仅成为了千千万万普通劳动人民一个长期的梦想，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诸多的先进知识分子。但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大同思想才真正由一种空想，找到一条科学的实现道路；这一文化基因，也由此完成了它的创造性转化。”

五、结 语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由重建而逐渐走向繁荣，徐大同先生在其间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专家，他虽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著述不多，但却往往因为观察视角的独特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他的许多观点和论断，也都因眼光独到而颇有启发价值。本文所揭马克思主义方法、政治学视角和现实关怀，也只是就其要而论，所侧重者是对徐大同这位前辈学人治学方法的总结，以为有心之后学参考借鉴。

近十几年来，受后现代史学、新儒学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等影响，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产生了两种倾向。有学者以反对欧洲中心论、文化霸权、精神殖民和社会科学本土化等名义，对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以来形成的许多共识、概念和命题提出质疑。这些质疑，有些当然是合理的，因为有些认识、概念和命题的确带有特殊时代的印记，有些可能还是徐大同所说的“马教条”思维下的产物，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包括阶级分析的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毫无疑问仍是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这一方法指导下形成的一些共识、概念和命题，仍具有无可替代的描述能力和解释能力。在未能找到为学界广泛认可的替代性概念、命题之前，贸然拒绝使用，只能造成认识和言说上的混乱。还有一些学者似乎忘却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固有的“历史学”之属性，喜欢离开具体的历史语境，过度发挥哲学史进路或阐释学功能，纠结于某些经典文本的个别章句，在对微言大义的肆意解读中建构其心目中的“思想史”。这种逸出“历史”和“实在”的思想史，当然只能存在于作者想象和幻觉中，与中国政治思想的真实样态和演进历史无关。

上述两种倾向的存在，清楚地说明了徐大同执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意义。至于他强调“从政治学的视角出发”，则正如笔者在另一篇评论中所指出的，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百年发展史上，“采政治学之方法”与关照中国问题的特殊性，这两种看上去两相对立的研究进路，其实一直都是在相互补偏矫正的过程中“相向而行”，正是它们之间的互补推动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走向了空前的繁荣。从徐大同先生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自晚清以来的“经世致用”学统的薪火相传，更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传承千载的“忧以天下”济世情怀，对我等后学而言，自当永为做人治学的箴言。

（责任编辑 刘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