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兴祖

1980年春，适逢我国酝酿与筹划恢复政治学学科之时，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决定派我北上京城，研修西方政治思想史。后悉，此领域名家徐大同先生已从北大调至天津师大（时称师院）。于是，我便改赴津城，与全国第一批政治思想史专业硕士生一道，受教于徐门。寒窗苦读期间，有幸时时感受到先生为人豁达、待人宽厚的人格魅力与学贯中西、业通古今的学术功力，在治学精神、研究方法与一系列学术观点方面深得先生教诲。尤其难忘的是，近20来年，先生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方式，依然无时不刻地关护着、支持着、激励着他那千里之外的学生。而学生则从中不断汲取着用以支撑学业与人生的一份力量与精神。

值此徐先生从教50周年之际，学生谨作此文，简述学习先生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方法论与基本学术观点的点滴心得，以志庆贺。

一、研读原著，把握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依据

记得初抵天师大时，首先想的是，徐先生一周能为我们讲几次课？满以为拥有一套名师系统、详尽的上课笔记，便算是基本掌握了西方政治思想史，至少也可算是研究的起步。未料，先生语出惊人：“我不讲课。你也甭想当录音机”。学习与研究如何起步？答曰：“读原著”。鉴于实际条件，先生所言“原著”，主要指中译本，但也不排斥必要时应尽可能查阅有关外文原版或英译本。随之，一份书单摆在我们面前：《理想国》、《政治学》、《君主论》、《利维坦》、《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长长一大串。时间是：大致每月一部。当时，除了每天上午2小时左右自学英语、每周半天上《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课外，绝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先哲们的经典之中。

现在想来，学习与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由读原著起步，当是天经地义。

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哪里？我们的研究对象在哪里？我们赖以研究的依据在哪里？不言而喻，任何思想观念均产生于并存在于人们的头脑（社会存在的反映），又往往以言论或文字的方式得以表达。虽说政治行为、政治制度离不开政治思想的支配与影响，甚或可视之为活化、物化了的政治思想，但它们毕竟不属于政治思想范畴。政治思想史是古往今来各类政治思想通过承继、论争、更替、演展而形成的一部历史。问题是，研究古人的政治思想，不可能直接与其对话，闻其言说，唯一可行的是研读他们流传下来的著述（文字）。其实，即便是研究今人的政治思想，大多也得依据他们的文字材料（著述）。就此意义言，政治思想史即存在于自古泊今反映一定政治思想的各类著述之中。离开这些著述，就见不到研究对象，找不到赖以研究的依据。所谓（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便无从谈起。难怪研究者们都会感受到，一部分古籍的失传，给我们形成了研究领域内的盲区（空白点）；此外，即使有色诺芬、柏拉图的传世转述，但因苏格拉底本人“述而不作”，我们无法读到他的原著，于是对这样一位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只能流于“雾里看花”的状态。这些都说明原著之重要。

可见，学习、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不可不踏踏实实地研读历代反映政治思想的各类原著。按照徐先生的观点，这里的“原著”，应是广义的，不仅指政治思想家的理论著作，也包括政治家的檄文、演说、通信、札记等，还包括政治集团的纲领、决议、宣言、告示、口号、会议记录诸类。总之，凡能反映政治思想的各种原始著述、原始文字材料，均应纳入研读之列。但从学界的研究状况看，正如徐先生早就指出的那样，“现在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大多没有涉及克伦威尔、拿破仑等政治家的政治思想，而只写了政治思想家或兼政治思想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的那些人的政治学说，严格地说，应该是《西方政治学说史》”。易言之，这是缩小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原因就在于，人们能重视政治思想家的著作，而较少收集与钻研其他形式的原始著述（文字材料）。不过，在先生看来，若能下功夫，在西方政治学说的发展史方面先取得一批研究成果，那也是难能可贵的。关键仍然是，要静下心来研读西方主要政治思想家的理论著作（原著）。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筑在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依据）的基础之上，逐一把握主要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说，进而考察由这些学说构成的西方政治学说史。正是在此意义上，徐先生在他的代表作《西方政治思想史》“绪论”中指出，“绝不能否定对各个历史时期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主张的研究以至某些考证、整理工作，没有这些也就无法进行规律性的探索”。他说，这是一项“基础工作”。基础对于未来的发展与建树，其重要意义是人所共知的。

那么，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基础”工作，并由此迈出深入研究的步伐？

徐先生的教导是：对于原著，不仅要“读”，而且要“善于”研读。

所谓“善于”，依我的理解，先生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思想家的整个知识架构，领会原著中政治思想的内容。

大凡杰出的思想家，无不谙熟多个领域的真谛，拥有博大精深的知识架构。西方政治思想家的著作，有的本身既是政治学经典，又是教育学、哲学、伦理、美学或其他某学科的重要代表作，有的虽说只是被视为政治学名著，但书中也往往渗入了其他一些学科的理论知识与研究方法，或显或隐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研读原著时，重视经典作家（政治思想家）的整个知识架构，注意多学科背景对其政治思想形成的影响。例如，生物学对亚里士多德“城邦自然形成说”的影响，几何学、机械唯物论对霍布斯社会契约论的影响，等等。这样，才能将原著中的政治思想内容置于思想家广阔的知识背景中，便于领会他为什么在考察政治现象时，采取这样一种研究方法，而不是另外一种研究方法，为什么在申述自己的政治观点时，凭借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诚然，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原著在运用这样一种方法、方式后，究竟阐述了怎样一套政治思想内容。

一般来说，流传至今的西方政治学经典著作，均为我们提供了各自严密的理论体系。读原著，不能只注意一些警句名言，也不能孤立地记住一些政治观点，而必须全面地把握原著中的一系列主要观点、主张、见解，特别是要注重理解与领悟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正是这种内在逻辑联系，使一部或几部名著中的众多的主要观点、主张、见解构成了某一思想家的成系统的政治思想内容，也即政治理论体系。“一定要从整个理论体系上领会与把握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内容”——这是徐先生经常告诫他的弟子的一句名言。不过，先生也曾多次提醒我们：思想家的理论体系，总的来说都内含着严密的思维逻辑，但也不能否认某一思想家在不同著作中，或在同一著作中所表达的不同观点之间有时会存在某种悖论——至少是在理论形式上的悖论。先生认为，对此，不应简单地生硬地把它们说“圆”。因为，其中有些完全可能是某一思想家在局部上的一处败笔（或曰：一处思维混乱），不必去说“圆”；也有一些可能正表明某一思想家前后观点的变化与发展，还有一些可能出于某种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考虑，或者受制于某方面因素的局限，而导致了形式的不一致。情况是复杂的。简单说“圆”，不可取；深入研究，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才是应当的。

第二，从思想家所处的历史背景，领会原著中政治思想的深意。

为要领会原著中政治思想的深意，就必须把原著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内容，放到思想家所处的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即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中去。某一思想家之所以构建起这样的而非那样的一种政治思想，表达了这样的而非那样的一整套政治观点、政治主张、政治要求，归根结蒂来说，是由他所处的当时当地的经济、政治斗争状况所决定的，特别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所驱动的。易言之，各个时期的政治思想家都是某一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利益的代表，他们所表达的政治思想往往就是本阶级（阶层、集团）的政治要求、政治呼声。只有这样去研读原著，才能领会其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内容之深意。因此，徐先生总是强调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要坚持从社会经济发展一定阶段上的阶级斗争出发，去分析各种政治思想发生、发展的原因”，也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但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并不等于把“阶级分析”简单化，把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一概骂倒。相反，徐先生也要求我们，在认清某种政治思想的阶级性质之同时，还应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它们是否反映了当时历史发展的要求，是否促进了社会的前进，来正确地评价其作用和意义”。例如，西方不同历史时期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有着不同的历史作用，就必须通过具体分析的方法来判定。总之，在研读原著时，要将历史分析、阶级分析、具体分析的方法科学地结合起来，唯此，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政治思想内容的深意。

第三、从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逻辑联系，领会原著中政治思想的理论价值。

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一样，政治思想所蕴含的阶级性质、阶级内容，决定于思想家所处的社会历史状况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与要求。而某一政治思想家在表达这些利益要求时所运用的理论形式（范畴、逻辑等），又往往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其前人或同时代人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思想材料）。同样，他所提出的政治思想对于其后人或同时代人而言，又会作为已有的思想材料产生影响。整部西方政治思想史正是这样——除了在归根结蒂的意义上由社会存在所决定外——还有其自身的、内在的逻辑联系。徐先生经常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一点。恩格斯说：“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做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鉴于此，先生在其言教文传中总是反复指出，研读原著，研究政治思想，一定要“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所谓“逻辑”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要把原著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内容放到整部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中去，考察其与“前后左右”的逻辑联系。注意到政治思想家在多大程度上吸收了、承继了、改造了先前已有的思想材料？是否或如何与“左右”（同时代）的其他政治思想发生过论争？在吸收、承继、改造、论争过程中，提供了哪些新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过、启迪过社会政治和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把握西方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政治思想的内容、特点，才能通过对各种政治思想特点的研究、总结，认识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规律，才能在各种政治思想的联系中正确地评价各个政治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准确地估量各种政治思想的理论价值。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一种方法论。笔者有一陋见，认为这里所说的“逻辑”本身也是从历史着眼的。正如前述，它所要强调的是注意考察西方政治思想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或曰，西方政治思想内在逻辑的发展历史，换句话说，就是指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逻辑”与“逻辑历史”。因此，窃以为，逻辑分析虽只是侧重于政治思想本身的历史，而非社会存在的历史，但总体上看，也应属于“历史分析”的大概念。从此意义上来理解“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原则，未知妥否？

第四，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开展积极的思考、讨论、争鸣。

徐先生决然“不讲课”，让弟子们自己去读原著，其本意是避免学生产生依赖性，以听代读、以听代思。记得先生曾说过，对于原著，不仅要用眼睛去读，还得要用脑子去读。这就是提倡边读边思，边思边读。其实，前述三点若离开了一个“思”字，就无法从理论体系上领会一种政治思想及其深意与价值。

提倡思考，还在于：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就是一部政治思维的发展史，是人类的一部分对于政治现象进行不断观察、思索的纪录。学习、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启迪我们的思维。这就需要我们开展积极的思考，认真辨别：历史上哪些政治思想（或者其中的哪些因素）对于启发我们现代人的政治思维是有益的，我们应当合理汲取，古为今用；历史上哪些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思维中有着失误、偏颇之处，以及他们是从何处开始走偏的，我们应当鉴往知来，引以为戒。

只有阅读与思考相结合，才能达到学习与研究的境界，实现学习与研究的目的。

一般来说，阅读与思考有赖于个人行为。然而，为了测定与深化由阅读、思考而形成的自己的某些理解与见解的合理程度，便需要积极参与集体行为――讨论、切磋、争鸣。以此促发不同见解之间的互补、互撞、互激，完善真理，修正错误，深化研究。想当年，徐先生在这方面对弟子的要求异常之严。在规定的时间内读完一部原著后，他就组织我们几个人展开半日一天的讨论。每人必须谈出自己在研读中的思考，内容可以是就某一层面、某一角度对某一问题的理解、评价、比较或发挥。要自有逻辑、自圆其说。先生特别提醒我们，要防止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要敢于对同学、老师、教科书、学术界的学术观点发表不同意见。在讨论中，徐先生时而会针对学生的话题，从逆向提出一个诘问，时而会借题发挥，谈一点自己对某一问题的见解，并就如何进一步深化研究作一点拨。这便是徐先生“不讲课”的讲课。话语不多，但其深刻性、启发性远胜于一份长篇的系统的“讲课”笔记。奥秘就在于逼使学生自己多读、多思、多谈，而教师只在画龙点睛，启发引导。

关于讨论，还有两点值得一提。每当学生就某一问题发表较有价值的见解时，先生总会鼓励说，回去再读一些书，再思考一番，可以充实、整理成一篇论文；每当学生被老师或同学问住，自感不足时，先生又会安慰说，经典名著，博大精深，哪能靠一二遍就全部读通、想深，不用急。随着阅历的增长、理论功底的积累，以后再读，会有新的理解与收获。常读常新，这才叫“经典”嘛！先生的这一“经典”教诲，学生经久难忘。

以上四点明为“善于”研读原著，把握“依据”，打好“基础”，其实，若真按此努力，就不仅是研究的“起步”，与“基础工作”了，而着实是“研究”的逐步展开，逐步深化。其中涉及到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二、揭示主题，把握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经线

西方政治思想史既是政治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作为后者，它是一门专史。徐先生非常强调，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任务，和马克思主义一切历史科学部门的任务一样，是要揭示政治思想发展的“规律”。

关于“规律”，自然可以从不同视角去揭示出若干条。但首要的是，在数千年的西方历史中，众多的政治思想家究竟围绕着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共同的基本问题）来展开他们的思索、思考、思维的？也即，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贯穿于始终的究竟是怎样一条主线、经线？记得先生曾用一喻，称西方政治思想史如一串冰糖葫芦。没有一根贯穿其中的“串心棒”，就不成其为“史”，而只是一个个“糖葫芦”的任意堆积。

那么，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串心棒”——主题、主线（本文称之为“经线”）究竟是什么呢？徐先生为之作过认真的思索与分析。

首先，先生认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题，是国家问题。早在1977年与朱一涛先生共同编制，经1979年底修订后发表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大纲》中，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以后的一系列著述，也都坚持这一“国家”主题论。这一理论观点的学术基础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徐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本质观的理解。先生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揭示出政治的最本质的含义，即：对国家政权的夺取、维护与运用。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对政治现象的认识史，理所当然地要以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国家问题作为主题。二是基于徐先生对整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宏观考察。在写于1980年底的一篇论文中，徐先生在概述西方政治思想发生、发展的轨迹时指出，亚里士多德所著的《政治学》，作为第一部系统论述政治科学的著作，“是以国家（城邦）为中心”的。这就“奠定了以后西方对政治科学的基本认识，确定了西方政治科学的对象，它一直影响到近、现代”。又说，“自亚里士多德以后，西方的政治学说一般地都是以国家问题作为中心”。

第二，先生进一步认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题，又可以概括为关于国家的三个“如何”，即：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国家。最早作出三个“如何”的概括，是在上述写于1980年底的那篇论文中。当时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的研究对象而言的。四年后，在为《西方政治思想史》撰写“绪论”时，则指出，政治思想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集中反映了社会政治斗争，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即关于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国家的观点、理论和学说。这里自然包含了对西方政治思想史主题的揭示。

概而言之，在徐先生眼中，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题是国家问题。而这一主题又可以具体化为有关国家的三个“如何”问题。这样的观点应该说含有独到之见。

对此，我们可以在更为广阔的学术背景下加以必要的分析与理解。

其一，“国家”主题与“人-社”主题。

国内外学界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题是有不同看法的。观其大端，可分“国家”说与“人-社”说两种。美国的麦克尔韦恩与前苏联的莫基切夫等倡“国家”说。在国内，则以徐先生等学者为代表持有此说。美国的索尔森则在《政治学说史》一书中强调“政治学说就是人类为有意识地去理解和解决集体生活和集体组织的种种难题而作的尝试”，似乎已接近于“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政治学说史的主题”这一观点。国内学者王沪宁教授认为，索尔森一语“基本上把握了政治思维的本根，略微大而化之一些，因为他们没有把人作为主体性的个体这一面突出出来”。与此同时，王教授引用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一段论述后明确地指出，“西方政治思维中经久不散的主题框架：人与社会”。他认为，“人和社会的主题源自古代希腊认知人的热望”，“人首先作为个体，其次作为必得在一定群体中生活的个体。……个体加入群体，便有种种政治问题发生”。

是否可以讲，“国家”说偏于集中，紧扣政治之本质；“人-社”说趋于宽广，放眼人与整个社会、个体与整个群体之关系。两者应该说是有区别的。但徐先生所持“国家”说在他的“如何认识”层面上，包含着“人为何要经营国家（社会）生活？”“人性在国家（社会）形成中有何作用？”“人是否天生的政治（社会）动物？”“人如何既服从国家、又不失自由？”“个人是国家（社会）的基础，抑或国家（社会）是个人的基础？”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也涉及到人与社会之关系。因此，徐先生指出，“在西方政治思想中，个人和国家（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但它只是整个“国家”主题所属三个“如何”（尤其是“如何认识国家”）层面上的具体问题“之一”。简言之，“国家”主题内含着“人与国家（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徐先生在“国家”后面用“括号”加上“社会”二字，依学生理解，似有两点意蕴。一是，在古代西方，“国家”与“社会”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观念上均难作区分。因此，个人和国家之关系也就是个人和社会之关系。就此而言，“括号”意味着“等同”。二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与“社会”在事实上、观念上渐趋分开。个人和国家之关系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个人与社会之关系。就此而言，“括号”并不意味着“等同”，而只是意味着两者“有联系”、“有相关”。因为“有联系”、“有相关”，徐先生也曾用过“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如何协调个人和社会”这一提法，但毕竟“不等同”、“有区别”，他在此提法后紧接着强调指出：“特别是个人和国家关系问题”。总之，在徐先生看来，整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题应该是国家问题，而不是人与社会之关系问题（虽然两者有一定的相关性）。记得先生领衔编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一书“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必须紧紧抓住各阶级和政治集团关于国家政权的观点和理论，否则也就与一般的社会思想史无所区别了。这样说来，徐先生认定“国家”主题说的学术基础，除了前述两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本质观的理解及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宏观考察）外，还可加上一点：对于学科区分的考虑。

问题是，两种“主题”说之间究竟存在多大差异？哪一种更能准确地、深刻地提示与把握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题（经线）？学界能否就此展开一些较为深入的讨论与切磋。

其二、西方“主题”与中国“主题”。

如果说，国家问题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题，那么，能否进一步说，国家问题“只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题，而不是其他地域（如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题？

学生注意到，在徐先生所主持编著的有关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各类大纲、专著、教材中，凡表达“国家”主题说时，均没有用“西方政治思想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是国家问题”一类断语，而总是说“政治思想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是国家问题”。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著述中少掉这“西方”二字，是疏漏还是严谨？分析表明，先生不加“西方”二字，是缘于一种学术观点的严谨，而决非疏漏。

在先生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本质观同样适用于揭示其他地域（如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主题。既然都是政治思想史，就不可避免地主要围绕政治本质——国家问题而展开。又凭借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深刻理解，先生认为中国政治思想史本身的事实也表明其主题是国家问题。由他领衔编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一书明显体现了这一观点。但是，当这部书的“前言”点到政治思想史主题时，也只是说“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各个阶级对待国家政权的态度和主张”。而没有用“中国政治思想最主要的就是……”的提法。道理一样，国家问题不仅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题。不加“中国”二字，同样是一种严谨，一种学术观点的反映。

就政治思想史言，中国的“主题”与西方的“主题”相同——这是宏观考察的结论。但深入一步，从三个“如何”的层面上看，徐先生便向我们揭示了中、西“主题”中某些值得注意的差异。

早在1980年底那篇论文中，徐先生已开始从三个“如何”层面较析中、西政治思想史的不同特点（实际就是主题差异）。1986年底与高建先生合写的一篇论文，则更加全面与充分地进行了这种比较分析，从此两文及其他著述中的一些分析看，先生就中、西“主题”之差异着重指出了以下两点。

第一、在“如何认识国家”方面。有学者曾认为，西方是理性的思维，中国则无理性。在徐先生看来，不宜用这样笼统的区分。在中西传统政治思想中均不乏理性思维，不乏对国家问题的思索与认识。差异在于，西方特别重视对国家本身的探究，“追求理论上的完整”。在古希腊，就有一批思想家热衷于说明城邦（国家）为什么会形成，城邦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究竟是什么，等等。这一特点导致西方在国家问题上，“总是注重对国家自身的认识，通过国家的起源、本质、作用、分类等一系列理论论证，达到对国家完整的认识。因此，西方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较为浓厚的思辨色彩，表现出求‘真’求‘知’、追求‘科学’的倾向”。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并不注重国家本身，而在于人事，在于与国家系统中联系的人的现实政治行为，“集中表现为人的行为的道德准则和为政、从政的方法”。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表现出与人的政治行为紧密结合和追求实用的倾向”。

第二、在“如何组织国家”与“管理国家”方面。纵观两千多年西方政治思想发展史，不难发现，关于如何管理国家的问题时有论及，尤其到了现代。但总体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除了注重如何认识国家的研究外，还相当注重关于如何组织国家（制度）的研究。古代希腊城邦中，无论从历史演变（纵向）看，还是从同一历史时期（横向）看，都出现过形式各异的多种政体制度。这为思想家们研究“如何组织国家”（政体制度）提供了充分有利的条件。而古代希腊政治思想中突出研究政体问题的情况影响到以后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徐先生指出，“一般来说，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都是通过对国家一般理论的讨论，而达到对理想政治制度的认识”。

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主要不是解决如何组织国家问题，即建立何种形式的政体问题；而是要解决在君主的最高统治下，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治国之道’”。当然，这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无人研究制度问题。史料表明，“数千年来的中国政治研究对在封建体制内如何建立和完善各项具体制度规范、保障政治的有效运行，进行了大量研究。在诸如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政权机构的组织、监察制度等方面都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大多未涉及国家政体问题。之所以如此，徐先生认为与中国长期封建专制政治的状况有关。“中国与西方不同，自从产生国家以后，国家制度基本上是君主制；自秦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又成为基本国家制度。集权与分封，统一与割据虽然也有过斗争，但这不过是历史上的一种例外，而且君主制本身也始终未变”。这样，就很难使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突破既定的君主制政体框架，去比较、探索、追求别的什么政治形式，讨论什么“如何组织国家”的问题。这种情况直到近代才有改观。然也不可与古希腊众口讨论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那样的景象相比。

问题的另外一面是，关于治国之道，即如何管理国家的主张、观点、理论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显得十分突出。“从历史的横断看，各家各派都十分关心治国方法的问题。……诸子百家虽然观点不同，但目的都在于提出一套治国安邦的方策”，诸如人治、法治，德治、礼治，王道、霸道，仁政、暴政、重民、爱民，等等。“从历史的纵向看，治国的方法问题也是各朝各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所以如此，徐先生认为与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有关。“中国古代就把政治理解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如“政者事也”，“治者理也”，“教不善则政治”。到了近代，这一古老的观念仍未改变，“政治仍被理解为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产生这种政治思想方面的事务性、务实性、致用性（前述的“不重国家本身，而重人事”，亦体现此三性）特点，其根本原因何在？徐先生认为，“必须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对政治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去寻找”。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和血缘、宗法关系，不仅造成了君主制度的长期存在，而且使君主集天地君亲师各项权力于一身；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都达到极为专制的程度。以君为师，以吏为师确认了权力对认识的最高裁决权，各种思想只有为王权和封建秩序服务，并为统治者首肯才有存在的价值”。这样势必导致“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对行政权力严重的依赖性”。这就是“造成传统政治文化事务性的根本原因”。此一分析是相当深刻的。

综上所述，中西政治思想史的主题都是国家问题。但西方偏重于思辨地探索“如何认识国家”以及着力地研究“如何组织国家”，而中国则偏重于务实地思考“如何认识国家”以及“如何管理国家”。可谓“同中有异”。

其三，古近“主题”与现代“主题”。

“主题”的“同”和“异”现象，不仅在中西政治思想史之间存在，就是在西方政治思想史本身也有存在——主要是指古近代与现代之间。这方面，徐先生的观点很能给人以启发。

随着实证主义特别是行为主义的兴起，西方政治科学的任务被认为“决不在于去判断国家一般应当是这样或那样的”，也“不在于揭示政治的真理，而是解决实际的任务”。从而，政治科学倾心于研究大量的实际政治活动，研究各种政治团体的活动。这就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似乎西方政治思想史发展到现代已经偏离了“国家问题”这一主题。对此，徐先生的观点是，即使在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都没有离开国家问题。具体说无不围绕如何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管理国家而进行”。从他的引证看，现代西方学者也并不否认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科学”。

但是，徐先生也认为，由于情况的变化，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20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潮）“不再局限在‘形而上学’的抽象理论研究上，而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政府的实际政策”。它们主张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对围绕制度而展开的政治行为进行量化研究。于是，“国家管理问题显得特别突出，而且在对国家管理的内容上也有极大变化”。产生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徐先生坚持从西方社会发展的状况中去进行分析。他认为，从19世纪末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竞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进而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垄断没有消除竞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如果说19世纪资产阶级的中心任务是维护和完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以寻求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那么在20世纪，在资本主义政治法律制度经过近两三个世纪的发展而日臻完善的情况下，如何调整各个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解决各种现实的社会问题，改善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统治，便成为资产阶级面临的中心任务”。这就决定了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主题突出地体现在“如何管理国家”方面，研究政府管理行为与实际政策，分析各种政治主体的政治活动，提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具体方案，而不再主要地体现在“如何认识国家”与“如何组织国家”方面。另外，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发生此类演变，还“受到各种社会思潮，如哲学、法学、经济学，以至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总之，徐先生认为由于多种因素所致，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主题与古近代主题已有一定的差异，这表现在三个“如何”的层面上——现代已突出“如何管理国家”的问题。不过，这仍然是总体相同（围绕“国家”问题）前提下的具体差异——同中之异。

其四、政治“主题”与行政“主题”。

当我们注意到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将研究的重心移向了“如何管理国家”时，很自然地会联系到现代西方学科领域中的一个新发展——行政学的产生。从时间上讲，它们几近同步，至少也是相距不远。从研究主题上讲，它们也有着显著的相关性。

徐先生没有就此展开充分的论述。但他在有些著述中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仍然能引起学生的理论兴趣。例如1980年底，先生谈到“在中国古代所谓的政治，首先就是指一种事务、管理而言”，是“一种统治的手段”。由此，他作了进一步引申，认为“在这里，政治不过是一种行政管理”。这就是说，当政治被理解为一种（国家）事务、（国家）管理、（国家）统治手段时，它就相当于行政管理了。反言之，行政管理就是指国家事务的管理或曰管理国家政务。这已很接近通常所理解的“行政管理”的含义了。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主题是国家问题，包括如何认识、组织、管理国家，行政思想（史）的研究主题则集中于国家问题中“如何管理国家”这一方面。进而，我们可否得出以下几点认识：1，由于两者都围绕国家问题展开，故存在着紧密的关联。事实上，“在行政学产生前，其有关内容就包括在政治学之中”，即政治学中着重研究“如何管理国家”那一块；2，在中国古代，政治被理解为国家事务管理，政治思想着重研究“如何管理国家”，即治国方案，故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基本上也就是行政管理思想；3，当现代西方政治思想不再注重“认识国家”、“组织国家”问题，而集中研究“管理国家”时，政治思想研究中也就越来越突出行政思想研究这一部分；4，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研究重心的变动，正是助推了行政思想研究在其母腹中的成长、坐大，加上行政实践的要求以及管理科学的影响，行政思想研究（行政学）才得以从政治学中逐渐分离出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以上认识，盖出于对政治思想（史）与行政思想（史）研究主题的把握。

问题是，将行政思想（史）的研究主题笼统地定位于“管理国家”或“国家管理”，是否是一种准确的、精确的把握？如若作肯定的回答，那么又如何解读下述的一个疑惑：一方面说，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已集中于研究“管理国家”问题，另一方面又说，这种研究已作为行政思想研究（行政学）从政治思想研究（政治学）中独立了出去，那么，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研究到底还存在与否？到底还剩下多少气息？也就是说，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与行政思想研究到底是什么关系？一种解释可以说，由于集中研究管理国家问题的政治思想作为行政思想独立了出去，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主要部分也就被拉走了。结果是，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气息大损，已呈式微。另一种解释可以说，“管理国家”的问题既是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主题，又是现代行政思想的主题，母子两门学科共存共荣。笔者的态度是：第一种解释难以接受。现代西方政治思想（潮）不能说已呈式微。国内近10余年中出版的《当代西方政治思潮》（岳麟章主编）、《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吴惕安、俞可平主编）、《现代西方政治理论》（房宁、赵会民著）、《现代西方政治思潮评析》（骆沙舟著）等专著，表明了诸作者与本人同样的态度。至于徐先生1989年主编的《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一书（尤见其长篇“导言”中的论述），更说明在国内学者眼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仍然以相当的规模、相当的影响力而存在着，足以引起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们的重视。至于第二种解释，等于说行政学还没有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因为研究主题近于完全相同的两门学科，实质上还只能说是一门。

可见，以上两种解释均缺乏说服力。在我看来，要正确估量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研究的状况，正确理解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与行政思想研究的关系，还得从严格审视行政思想研究主题着手。所谓“严格”，就是不能停留于笼统地将行政思想（史）的主题说成是“管理国家”或“国家管理”。因为，“管理国家”或“国家管理”可以包含国家机关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多种方式对国家（社会）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我认为行政思想研究的主题就应该严格地定位于国家机关通过行政途径对国家（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就是定位于国家行政组织对国家（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不包括立法、司法途径的管理。在行政学界，对“行政”的涵义以至于对行政思想（学）研究主题的理解众说纷纭。本人赞同一部分学者的观点，对行政思想（学）研究的主题作严格的狭义解释。

如果可以这样，那么，行政思想研究只是从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中拉走了“行政管理”这部分研究内容，剩下的还有国家通过立法、司法途径的管理。退一步讲，即使司法途径的管理划归法学（司法学）研究（一定意义上讲，法学也是从政治学中分离出去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主题至少也有“如何管理国家”中通过立法途径的管理这一块。这一块大有研究。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中，立法是国家最宏观层面上的重大决策，是国家意志的形成，是行政、司法的前提与依据。如果说，现代西方立法制度已日臻完善，不必大加研究的话，那么，立法机关在选举过程中一系列程序与技巧如何操作并完善；选民的心态与意向如何测定并利用；立法机关如何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吸纳民意，如何通过一系列具体机制、程序将统治者的意志及某些民意形成为重大决策，上升为法律，体现为国家意志，并且注意国家意志在被执行过程中的信息反馈；如何能做到及时修正与完善国家意志，诸如此类问题仍需要政治思想（学）加以研究。此外，普遍存在于当今西方国家的各类政党、工会、利益集团、压力集团等组织以及公民如何通过竞选等渠道参与政治、反映民意、影响立法（决策），也是政治思想（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现代西方，行政思想集中以“行政管理”为主题，政治思想着重以“立法管理”为主题，各有专攻，这就不会影响资格颇老的政治思想（学）研究的继续存在与依然发展，也不会阻碍独立较晚的行政思想（学）研究后来居上、蓬勃推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说，“两”门学科共存、共荣。

然而，不管如何，行政思想（学）与政治思想（学）在“国家”问题乃至在“管理国家”的层面上看，两者的主题毕竟有“同”的一面（上述之“异”以此“同”为前提），何况行政学与政治学之间存在那种“母子”渊源，因此，即使在今天，要把政治思想（学）与行政思想（学）截然分开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只能说，行政学是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既分又连。因此，徐先生将“现代科学引进行政管理，更使整个（国家）管理方法得到更新”这一点也包含在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新变化、新发展之中，仍然是可以理解的。

三、概括“政观”，把握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纬线

西方政治思想史是一幅色彩斑斓、绵延舒展的历史织锦。如果说，国家主题是其纵向贯穿的经线，那么，横向交织其间的纬线又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徐先生反复强调的“政治观”、“世界观”、“国家观”（有学者称“景观”，本文称之为“政观”）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纬线。所谓“政治观”在这里的确切含义，先生未曾作过直接的界定。按学生理解，是指人们对于政治（国家问题）的基础以及政治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的根本观点。而这种根本观点往往会从宏观上影响到思想家考察政治（国家）问题时的视角、逻辑与方法。历史表明，由于种种因素所致，众多的思想家围绕国家问题所表达的主张、观点、见解以及所选取的具体考察角度、思维逻辑、研究方法往往有异。但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少思想家在宏观角度、深层逻辑与根本方法诸方面又常常存在着惊人的相同、相似、相通之处。究其原因，正是由于他们持有基本相同的政治观。这种基本相同的政治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升腾为“笼罩”、支配人们思维或社会文化的“基本精神”、“宏观文化氛围”，“作为某种文化因素深印人心，约等同于‘范式’、‘集体无意识’等”。

西方政治思想史经历了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等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过一种独特的政治观，从客观上支配着各该时期众多思想家的政治思维。如果将一个历史时期作为整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横断面，那么，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观就是横向交织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一根根色彩各别的纬线。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来概括各个历史时期所特有的政治观。

早在18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学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曾经指出，“我们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他说，第一阶段即神学阶段，人们把一切事物看作是超自然的力量——神的活动的结果，用神力的影响来解释世间的一切现象。这时，在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的是宗教神学。这也是神学政治时代。第二阶段即形而上学阶段。人们从神学的羁绊中摆脱出来，用抽象力量代替神力去探索自然的本质，用抽象概念和知识代替了神学概念和知识，出现了契约论、自由、平等、人民主权、民族独立等等信条。这也是形而上学政治时代。第三阶段即实证阶段（也叫科学阶段），是人类理智发展的最后阶段。这里，人们放弃了探索事物的本质和目的，转而只研究事物的现象。显然，孔德并不是专论西方政治思想史，但既然泛指“每一个知识部门”，那么，他的“三阶段”论照理也应适合于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分析。事实上，他关于“三阶段”的阐释与概括，在某些方面（如“神学政治时代”）对于我们概括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不同政治观还是有一定启迪意义的。当然，在另一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苟同之。

稍后于孔德，恩格斯关于几种“世界观”的论述，是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恩格斯也不是专论西方政治思想史，而是在反击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整个马克思学说进行诽谤时，他指出，“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而近代“法学世界观”，“它应当成为资产阶级的经典世界观”。后来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中最杰出的思想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完全抛开法学政治领域，并宣称一切政治斗争都是无益的”。最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帮助了工人阶级，“由此便产生了适合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世界观”。这里，恩格斯已经相当明确地用“神学世界观”与“法学世界观”概括了中世纪与近代的两种世界观，但没有直接用“某某世界观”来概括空想社会主义者与马克思的不同世界观，更没有论及中世纪以前古典古代的世界观。即便如此，恩格斯的上述论析，包括他对各种世界观赖以产生的根源的深刻揭示，对于我们认识与概括西方政治思想不同发展时期的政治观是极有启迪意义的。

徐先生正是在前人，尤其是恩格斯观点的启迪下，对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几种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政治观作出了自己的概括与分析。

第一，古代是伦理政治观。先生认为，古希腊、罗马政治思想“不是把政治的基础归结为上帝或权力，而是归结于道德”，“这实际是把政治和道德（伦理）结合在一起”，“以道德（伦理）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因此，徐先生在1985年与1992年分别出版的两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将古代的政治观概括为“伦理政治观”、“伦理国家观”。

第二，中世纪是神学政治观。由于基督教成为西欧封建社会重要的统治力量，由于僧侣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整个文化领域均被他们控制，由于其他的种种历史、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因素，致使中世纪的思想意识中，“表现出万流归宗的特征。基督教神学思想，一直是西欧封建社会中占统治的思想”。政治学与其他一切科学一样不再是独立的学科，而是被合并到神学中，并以神学的形式出现，成为神学的科目，服从于神学。因此，徐先生始终将中世纪的政治观概括为“神学政治观”。

第三，近代是法学政治观。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民族国家的形成，近代资产阶级要突破封建的桎梏，在政治思想方面则开始打破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观。正如恩格斯所描绘的，“代替教条和神权的是人权，代替教会的是国家。以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是由教会批准的，因此曾被认为是教会和教条所创造的，而现在这些关系则被认为是以权利为根据并由国家创造的”。徐先生认为，代替神学政治观的法学政治观可以作为近代（尤其是17至18世纪）政治思想的总概括。这种政治观脱离了虚无飘渺的上帝，摆脱了基督教教会对国家事务的干预，把国家放在了现实的基础之上，“无疑都是一个进步”。然而，先生指出，这种政治观仍然是不科学的。它“把国家和法律看成是决定一切的，似乎社会是由国家和法律所创造的，这完全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观点”。

以上是徐先生对三个历史时期各自特有的政治观所作的概括。其中对中世纪与近代的概括，是参照恩格斯有关论述而得出的。对古代的概括，则全赖于先生本人对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深刻理解与把握，是一种独创。概括出“三个政治观”，在我看来，就是提炼出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三根纬线。

关于“纬线”，似有几个理论问题尚可作进一步探讨。

其一，古代究竟是什么政治观？

学生注意到，徐先生在1985年版《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一篇“导言”中，指出古代为“伦理政治观”的同时，也较详尽地分析了当时的“团体国家观”和“自然本源说”。前者是对于个人与国家（社会）之关系的一种认识，后者是对于政治社会（国家）建立的基础，也即生成（本源）问题的一种认识。实际上，伦理政治观、团体国家观与自然本源说，均可视为我们前文所讨论的所谓“政治观”，因为均事关政治（国家）的基础以及政治与其他事物之关系问题。需要判定的是，究竟哪一种在最大程度上主导着、支配着、笼罩着古代思想家的政治思维，影响着他们研究政治的宏观视角、深层逻辑、根本方法？究竟哪一种是弥漫整个古代的“宏观文化氛围”、“社会基本精神”，从而也就成为最有表征性的典型的古代政治观？徐先生在1985年认定三者中的“伦理政治观”是这样一种古代政治观。以后很长时期中仍坚持此说。但在2000年最新出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前言”中，先生不再提“伦理政治观”，而以“自然政治观”取而代之。由于“前言”非常简练，未加论证，因而很难看出，先生此一修改所蕴涵的学术意义：是原有学术观点的改变，抑或是进一步完善？不管如何，这一修改至少触发学生作了如下思考：自然政治观强调政治的基础在于自然（包括人的自然本性），表明政治与自然之关系在于后者决定前者。在古代，不仅有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经典表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且有很久远的自然哲学背景。以其为古代典型政治观，更能反照出中世纪政治观的反自然性质。但自然政治观是否就比伦理政治观更有资格作为古代最典型的政治观？本人认为，这两种政治观在古代的影响力与地位恐难比出高低大小，故而很难绝对地以某一种为古代典型政治观。为此，可以考虑将自然政治观与伦理政治观共同作为古代最典型的政治观（“自然-伦理政治观”）。这样，既区别于中世纪神学政治观，也区别于近代法学政治观（摆脱伦理影响）。

其二，“法学政治观”与“权利政治观”之关系。

1999年，当徐先生将“自然政治观”作为古代典型政治观，以取代伦理政治观时，也将近代的法学政治观改为了“权利政治观”。依学生理解，“法学政治观”改为“权利政治观”不同于“伦理政治观”改为“自然政治观”，后一“改”是两种政治观的置换，而前一“改”只是提法上的变化。也就是说，法学政治观实际上就是权利政治观。它（们）是对神学政治观的否定。以前强调神权、教条、教会，现在则强调人权、法律、国家；以前是神权、教条、教会决定一切，现在是权利、法律、国家决定一切。似乎只要解决权利、法律、国家的问题，一切问题就可随之而解。而国家与法律——在法学政治观看来——全是以人的权利为根据的。因为“人天生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具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们为了维护这种个人的权利，才组成政治社会，建立公共权力和政治秩序。政治社会与公共权力的目的就是维护和促进个人的权利”。由此可知，法学政治观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强调是权利，是权利决定一切。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是“权利基础”。既然如此，我以为将“法学政治观”改称为“权利政治观”，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权利”二字更易于突出这一政治观的实质性含义。

其三，“社会学政治观”问题。

徐先生着重概括了三个时期的政治观。至于法学（权利）政治观后有没有出现另一种政治观，先生没有作出直接的回答。不过，在分析十九世纪欧洲政治思想时，他显然已经注意到了，一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在阐发其政治思想的过程中，开始抛弃先前的天赋权利学说，“开始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联结起来”，并使社会学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所有这些，是否可以表明，十九世纪西方（尤欧洲）已逐步形成一种新的政治观？王沪宁教授作出肯定的回答，并称之为“社会学景观”。他认为，这一政治观“19世纪上半期至今存在，与法学景观共同主导近现代西方政治思维”。本人赞同这一概括。进入十九世纪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基本确立，资产阶级已经掌握政权，但现实中的“理性王国”并不合理，各类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渐趋尖锐。可见，国家与法律的变革并不能解决一切、决定一切，法学政治观的信条并非是不可怀疑的。于是，一些思想家转而认为，“社会的稳定或振兴有赖于更为广阔的运动和条件，即全社会的各项运动和各项关系”。在他们看来，政治（国家、法律）是以社会为基础的，只有从改造整个社会着手才能解决政治问题。对于此类观念，冠以“社会学政治观”，我以为是恰当的。受这种政治观影响的思想家，可以分两部分。一部分（如孔德等）主张以实证的方法观察与探究社会，以此把握社会规律，追求“秩序与进步”，促成现成社会的和谐。另一部分（如圣西门等）对现成社会持批判态度，抨击其全部社会基础，主张不仅要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平等，而且要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平等；不仅要消灭阶级特权，而且要消灭阶级差别。这两部分思想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以及对现成社会的基本态度是对立的，但他们考察政治的宏观视角、深层逻辑、根本方法却又相当一致——这正说明了作为那个时期“宏观文化氛围”的社会学政治观的弥散效应。

其四，“辩证唯物政治观”问题。

西方政治思想史发展到十九世纪中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徐先生高度评价说，它“标志了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革命变革；同样，也是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变革”，“使政治思想第一次成为科学”；“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科学中，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无疑地应占极为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徐先生在研究政治思想时，也是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为指针的。那么，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所包含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观？它与法学政治观、社会学政治观是什么关系？

本人的思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是在评判与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应该是一种科学的、更能“如实地观察事物”的政治观。

恩格斯曾经指出，工人阶级是“不能在资产阶级的法学幻影中充分表达自己生活状况的。只有当工人阶级不是带着有色的法学眼镜，而是如实地观察事物的时候，它才能亲自彻底认清自己的生活状况”。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必须抛开法学政治观，如实地观察社会、观察政治。圣西门等人作为表达工人阶级要求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已经不再“单纯停留在法学的‘权利基础’上”而是要着力解决社会问题、经济制度问题。但他们失之偏颇，他们“完全抛开法学政治领域，并宣称一切政治斗争都是无益的”，而“放弃了政治斗争同时就是放弃了阶级斗争，也就是放弃了他们捍卫其利益的那个阶级的唯一可能的活动方式”。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批判与克服了法学政治观在政治与社会关系方面的本末倒置，肯定与吸取了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关于社会决定政治的基本观念，又避免与克服了忽视政治的缺陷。他们从把握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出发，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这种政治观是唯物的，认为由人们的物质生产而构成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是社会的决定因素，它“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这种政治观是辩证的，在坚持认为社会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同时，又承认国家、法律等政治上层建筑也能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运动的反作用”。鉴于上述分析，我们能否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概括为“辩证唯物政治观”？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整个思想体系是完全一致的。它是科学的、更能“如实地观察事物”的政治观。

以上简述了徐先生关于三种政治观的概括，同时探讨了与此相关的若干理论问题。如果说，上述有关分析可以成立，那么，我们便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不同历史时期依次出现过“自然-伦理政治观”、“神学政治观”、“法学（权利）政治观”、“社会学政治观”与“辩证唯物政治观”。尽管每一种政治观都有可能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中继续证明着它们的存在，但从“主导”的意义上看，一种政治观大致上代表着一个时代。我们把各个历史时期看作是一个个横断面，那么，五种政治观便是横向贯穿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纬线”。“国家”主题是经，五种政治观是纬。正是在经纬交织之中，不同时空的众多思想家表达着各自的政治主张、观点与见解，反映着他们各自所代表的那个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要求与政治态度。于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便是这样一幅斑斓壮观、绵延几个千年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长卷。

 

谨以此文庆贺我的导师、新中国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奠基人——徐大同教授从教50周年！文中所述学生之若干学术浅见，当为作业，呈先生阅改，亦求方家指正。

（原载《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