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金友

9日，10日，11日，12日。我一直在克制，一直在躲避。克制着打开记忆闸门的冲动，躲避着所有缅怀先生的文字。下午四点，接到德志师兄的电话，嘱我以千字追思。我知道，再也避无可避了。

初识先生，是在18年前，一个三月飘雨的午后。先生端坐在师北里二楼书房宽大的沙发里，嗓音洪亮，面容和蔼，不怒而威。作为先生弟子的学生，差着两辈，我略显拘谨。先生有所察觉，就不再向我发问而是讲起自己那几天正在思考的民族性与政治文化的关系问题。讲至兴致处，他随手在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大声读着上面的文字……这一幕，定格为先生与我交流的固定模式：短暂寒暄之后，先生随即开始言说思想，剖析时政。悠悠十八载，竟未曾改变。

今春3月22日，得知先生住院的消息，我赶到天津去医院探望。先生面带倦意，身形消瘦，见到我，伸出手来，甚是开心。就这样，先生躺着，我坐着，谈工作学业，聊家事国政。足足40多分钟，我双手一直握着先生的左手，那只手，宽大、温暖且有力……只是未曾想，这竟是今生先生与我最后的畅谈，最后的握手。4月27日，再次奔赴天津，先生的意识已时有模糊，医生嘱咐不能让先生情绪太过波动。我不敢走上前来，只能远远地望着，远远地……

先生于我，是一座高山。他早年曾长期执教于人大和北大，搞过“四清”，下过干校，当选过全国人大代表和天津市政协委员，阅历丰富，眼界开阔，见识非凡。作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学界的“五老”之一，他几乎以一人之力撑起国内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同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思想领域也造诣深厚。他主持的1982年“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主编的各种版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为改革开放后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提出的“准确认识西方政治思想、正确理解中国政治思想”的理念、关于“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权利政治观”是考察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线索的论断，对新世纪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走向纵深，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先生于我，是一座丰碑。他人情练达，开明通透，既讲原则又讲方法，既有大胸怀更有大视野。对门下弟子，先生一生秉持“教学问、教做学问、教做人”的理念，无微不至，百倍呵护，但素来要求严格，不讲情面。2004年春，博士论文开题答辩时，我虽用功良多，但仍未能达到先生的要求，因此遭到先生的严厉批评。先生命我限期修改重新开题。在那段备受煎熬的日子里，先生几乎一天一个电话，既问论文进展又关注个人情绪。先生的言行，让我深刻理解了何为传道受业解惑的师之真谛。到亦为人师的今天，我也在努力践履先生的这一信条。

先生的书房里挂着一幅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先生的座右铭，徐门弟子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先生虽离我们而去，但他的教导、他的精神和他的理念将常驻我们心间，直到永远。

先生，我想念您！我们想念您！

原文刊载于《天津师范大学报》2019年6月15日 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