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袁柏顺

当20世纪已经落下帷幕的时候，徐大同先生在高等教育的岗位上已经辛苦劳作了50年。他把这50年的时光完全奉献给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事业。在20世纪下半叶，他是在这片园地里耕耘时间最长的学者。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他对这门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最突出的贡献。

一、学科边缘化生存时期的薪火传人

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着独特的社会使命，也因此而有着特别坎坷的经历。一百年来，对西方政治思想的接触、引进、学习、研究和消化，为推动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和建立发展政治学理论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但这个学科的研究或受冷落，或受打击，或遭扭曲，几经起伏，步履艰难。这个学科独特的历史命运，以及一代代从业学人艰辛坎坷的奋斗经历，正映射出我们国家现代化难产的阵痛和痉挛，以及沉重的前进步履。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开创了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以后，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在中国大地上有过长足的发展。然而，从50年代初起直到70年代末的30年时间里，由于院系调整和学科调整，政治学被砍掉，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失去了合法地位，与此同时，作为政治学基础学科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也失去了学科依托。在长达30年当中，它寄居于法学等学科，处于边缘化生存的状态。渗透于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极“左”思潮，几乎窒息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生命。这使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多数从事本专业的学者相继改行。比如对西方政治思想史颇有造诣且年富力强的吴恩裕先生忍痛放下他的本行，埋头搞起了对《红楼梦》的考证。仅有廖廖数位学者依傍于法学、历史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等领域，时断时续地坚持着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正是他们以自己的心血放射出的光与热，使这个学科在被砍掉的30年中不是一片黑暗，而是星火点点。70年代末政治学恢复初期，在政治学各分支学科中，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恢复较快，其成果相对成熟，是与这几位学者的努力分不开的。而徐先生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位。

徐先生的本行是法学。自1952年起，他开始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从此与这门学科结下了不结之缘。苏联专家在人民大学共指导了三位中国学者，另两位相继改行，只有徐先生坚持了下来，将这门学科作为他终身的事业。50年代中期起，他开始在人民大学法律系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1961年，人民大学恢复国际政治系，他转到国政系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文革后期他从江西干校返回北京后，又先后在北大国政系和人大国政系重新捡起了他的老本行。

这样，虽然曾有过中断，虽然不得不寄居于其它学科的屋檐之下，但徐先生在近30年中，基本坚持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他熟悉建国前以严复、高一涵、萨孟武、张金鉴、浦薛凤等一批学者以西方学术理念为指导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成果，同时，又掌握了由苏联专家传授的研究这门学科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使他与其他几位同时代学者一起，承担了学术传承的桥梁角色。在70年代末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重建时，从学科队伍、研究基础、教材建设等方面都不是从零起步，就是因为有徐先生等人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下勉力支撑，传递着这门学科的薪火。

二、学科恢复和初步发展繁荣时期的带头人

70年代末，政治学开始重建，西方政治思想史也正式归位，结束了边缘化生存的状态。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徐先生也以百倍的精神投入到学科重建工作。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他创造的几个“第一”，使他成为新时期学科重建工作的主要开创者。

1979年，在邓小平关于政治学要补课的讲话发表不久，徐先生就在天津师大招收了第一批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研究生。这也是国内最早一批政治学专业的研究生。

1980年，由徐先生与朱一涛先生合作撰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大纲》分三期在《天津师大学报》上公开发表。这个大纲开始突破苏联模式，并在一定程度摆脱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奠定了新的学科体系框架，是标志着改革开放初期成果的建国后第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大纲。

1982年春，徐先生受教育部委托，举办了第一个“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为国内各高校培养专业师资。同时，在被喻为“政治学黄埔一期”的复旦大学的政治学教师进修班上，徐先生为学员系统讲授了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

1985年，由徐先生主持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出版，这是第一部由教育部统编的教材，也是学科恢复后第一部由专业人员编写的教材。这部教材在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为多数院校的政治学专业所采用，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是在1985年，徐先生主持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中外政治思想史研讨会，使研究中外政治思想史的学者聚集一堂，研讨学科建设发展等重大问题。

在80年代中期以后的学科初步发展时期，徐先生老马奋蹄，不断开拓进取，继续创造着学科建设的“第一”和“惟一”：他是政治学界惟一一位连续承担三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学者，这三个项目是：“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和“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潮追踪研究”；他主持了第一部《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中外政治思想史”学科的编写工作；在90年代，他受国家教委(或教育部)的委托，先后主持了四项制定《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大纲》和编写教材的工作；1996年，他创建了第一个以西方政治思想史为主的博士点；1997年，他主持编写的第一部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辞书出版。这一系列骄人的成绩，使他成为公认的学科带头人。

三、创新的思维，宽容的胸襟

徐先生治思想史，其治学方法也以思想活泼新颖、不断创新为特长。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重建后的20年，正是思想大解放大变革的20年，徐先生虽然是前一阶段过来的人，但其思想观念却能够与时俱进，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总是走在时代前头。与他接触的人很容易感受到，他虽然已步入老年，但却有着年轻人一样敏锐的头脑，善于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他具有一个开放型学者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前近30年的专业研究经历并没有使他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他在新时期能够顺应思想解放的大潮，不断思考，刻意求新，始终保持着政治思维和学术思想的新鲜活力与创新精神，随时准备挣脱旧观念的藩篱，时时迸发出新思想的火花，从而能够不断自我淘洗，自我超越，发展出一系列新的学术观点并不断推进学科体系的更新。

西方学者曾概括牛津和剑桥两所名校的治学特点：“牛津教你有中之无，剑桥教你无中之有。”治学之道贵在能够由有入无，由无化有。徐先生治思想史，不拘泥于表面文字的诠释和细节的繁琐考证，而是力图透过表面现象，把握某一思想体系和整个人类政治思想史的深层联系；他不满足于对“是什么”的描述，而是不断提出“为什么”的诘问；他不执着于对已经成为历史遗迹的思想的整理，而是努力从中提取活性基因，特别是从对现实政治发展的观照中挖掘政治思想史的价值。

徐先生曾为自己制定了“宽容、宽厚、宽和”的为人处世的原则。他为人宽厚，性格随和。或许有过长期在政治上受到压抑和歧视的经历，这使他特别能够尊重人，平等待人。表现在治学态度上，就是宽容。学生们都记得，在80年代思想解放初期，学术界普遍出现代沟，青年学生与他们的老师间经常发生冲突。但徐先生却能以宽容的胸襟，容纳各种不同的观点，特别喜欢学生提出大胆新奇的思想。在学术研究领域里，他不设置任何禁区，学生们在他面前可以无所不谈。这种宽容态度的形成，不仅是徐先生个人性格和人生经历的产物，也与他宽广的学术视野以及对人类知识性质和认识能力深湛的见识有关。也正是这种治学态度，使他在20余年的时间里，能够团结和带领一支相对稳定的学术队伍，完成十余项国家级的研究项目。

目前，徐先生虽年愈古稀，却以旺盛的精力主持多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编写工作。这个项目的完成，将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再添辉煌的一页。

（原载《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