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

西方政治思想史是政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在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与政治学一样，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徐大同教授耕耘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领域，历尽困难曲折，始终保持坚定信念，勤奋工作，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坚持不懈治学路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时，徐大同教授即登上大学讲台，开始了社会科学工作的生涯。刚开始时，他在法律系从事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这为他后来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952年，组织上安排他跟苏联专家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一工作在安排，使徐大同教授从此与西方政治思想史结下了不解之缘。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为年轻的徐大同教授展现了一片新的天地。在学习、研究过程中，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视野的不断拓宽，他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和研究也在不断加深，深切地意识到这门学科的价值。他十分清楚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仅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需要用全人类创造宝贵精神财富武装我们广大人民的头脑。因此，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专业，并决心将毕生精力奉献给这一学科，用自己的才智和辛勤劳动开垦这块沃土。

徐大同教授在青年时期就爱独立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在为前苏联专家做助教时，用的是前苏联凯切江编著的《政治学说史》教材。前苏联专家的教学和教材的突出特点是注重发掘本国的政治思想。他当时就认识到，西方政治思想史就其内容和范围而言不应包括苏联的政治思想，但苏联专家注重本国政治思想的研究这种爱国主义态度的精神却是应该学习的。在当时人民大学“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指导下，他认识到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不能不了解、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因为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目的是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1954年，他晋升为讲师，独立承担起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工作。在紧张的教学工作同时，他坚持去北京大学听课。在1954年-1956年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旁听了我国老一辈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朱伯琨和朱谦之先生为研究生和本科生讲授的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料学课程。同时系统地自学候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这些课的学习使他对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思想史有了深入的了解，对他更好地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产生重要作用。可以说，徐大同教授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政治思想相结合的基础上。

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研究、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使他在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打下坚实深厚的基础。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间里，他辛勤耕耘在教学科研岗位上，培养、送走了一批有一批学生。

正当年轻的徐大同教授满腔热情，决心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时，自50年代后期在我们党和国家内滋长、蔓延起来的“左”的思潮，终于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十年的浩劫不仅将我们国家和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也使西方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遭受了严重的摧残。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我们的党和国家是不会容忍这种现象持续下去的，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政治学的基础学科仍会在我国具有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1970年，在人民大学教师去江西干校锻炼之前，当学校出现卖书热时，他没有卖掉一本专业书。在干校期间，他利用劳动锻炼之余，抓紧时间读书。就在劳动锻炼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系统地学习了《资治通鉴》。1973年，徐大同教授从江西回到北京被安排在北大国政系工作。当时学校虽已复课但正常的教学秩序尚未恢复，“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成为学校的主要活动，徐大同教授也被安排为学生做“评法批儒”的报告。面对这种情况，他非常焦急，多次与当时的工宣队负责人谈话，建议为学生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并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讲“儒法斗争”与系统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区别和联系。他的工作终于取得成效，工宣队同意了他的建议，由他和其他三位教师共同负责准备并在全国高校中率先恢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两年后，在他们的努力下又恢复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正是由于这一时期教学工作的基础，1976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一书的初稿完成，并在80年代初期交付出版社出版。

1978年秋，徐大同教授由北京大学调到天津师范大学政法系工作。刚到天津的徐大同又一次面临专业方向的选择和考验。当时的系领导跟他谈话，希望他调整专业方向，转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他很尊重天津师大的领导，但他更热爱自己的专业。在做了认真的考虑之后，他很委婉却坚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政治思想史是我为之付出多年精力和心血的专业，不想再改变专业方向，希望领导能考虑和支持他的意见。经领导们认真的考虑，徐大同教授的专业方向终于坚持下来。

徐大同教授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热爱和执著，终于迎来学科发展的春天。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开始，这也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徐大同教授为这一巨大的历史变化而欢欣鼓舞，多年来压抑的激情如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他像年轻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上。从1980年在天津师大学报发表《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大纲》以来，他先后主持、撰写专著、教材、工具书等15部，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持了“七五”、“八五”、“九五”三项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一项中华社科基金项目和两项国家教委重点科研和教改项目。他基本组织完成了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系列著作。作为一名教师，他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从本科生到硕士生、博士生，他都亲自授课。现已七十高龄的他仍然是系里教学工作量最多的几位教师之一。此外，他还被聘请到许多高校为研究生授课或讲学。20年来，徐大同教授一直以高度的热情、忘我的工作精神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而辛勤耕耘、拼搏。

二、辛勤耕耘创特色

作为一名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学者，徐大同教授在四十多年的辛勤耕耘中，围绕如何研究政治思想史，如何认识、评价各种政治思想等问题，做了很多深入的思考和论述，形成了他独特的学术思想和风格。

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政治思想史，中西并重。这是徐大同教授在长期治学过程中形成的显著特点。徐大同教授的主要学术活动在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但他同时也注重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西并重。而且，他认为作为政治学的分支，政治思想史研究应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因此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结合了各种见解，把政治界定为：“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为实现其利益和目标，运用公共权力（国家、政权），根据一定的原则，整合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以使社会纳入一定的秩序，并得到稳定和发展的社会现象。”而政治学他则归结为研究如何“认识国家、组织国家和管理国家的科学”。以此为基础，他认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是：研究“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中西政治思想的深厚造诣使徐大同教授不仅注意中西政治思想在对象、内容方面的一致性，更注意中西政治思想的特殊性。他除竭力认识西方政治思想发展规律外，还提出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的官僚系统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的独特而深厚的基础。这一基础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围绕治国之道、“为政”而展开，并表现出务实性、重民性和伦常性等特征。他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分析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

重视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也是徐大同中西并重的一个表现。他指出：政治文化的民族性是一定民族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条件下积淀而成的不同于其它民族的特有政治文化，反映一个民族政治文化的个性。它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每个民族的政治文化都在不同程度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又有其局限性，都有其利弊得失。一个民族的发展、进步需要在弘扬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吸取其他民族文化之所长，克服本身文化的局限与不足，这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如此。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就是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继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借鉴西方（包括一切民族）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任何轻视本民族文化传统或将本民族文化视为世界最优秀文化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就在这种认识指导下，他所主编的《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一书就是从中国与西方（欧、美）两种政治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思维方式、一元与多元、整体本位与个人本位、重民与民主、法制与德治等不同特征对中西政治文化传统进行多视角、多方位的比较的。作为国内在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上的第一部著作，该书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寓评于介”的原则。寓评于介原则是他在编写《西方政治思想史》这部教材中提出的。如何对待西方政治思想，当时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长期受“左”的思潮影响，学术界中将西方的东西一律视为资产阶级的而加以排斥、否定的还大有人在。当编写组在讨论如何编写这部教材时，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认识、评价西方政治思想的问题。对此，徐大同教授明确指出，从历史上看，西方有民主的传统，而西方近代的政治思想更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产物，有其历史的进步意义，是整个人类文明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正确评价。研究时，应具体分析其历史的进步性，从中汲取对我们有借鉴价值的东西。不能因其是资产阶级的而加以全盘否定。贯彻寓评于介的原则，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在先弄清楚西方历史上各个时期政治思想家的政治思想的前提下将其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确的分析其产生的社会条件、进步性与局限性，在正确的观点指导下介绍其政治思想，并在介绍的过程中予以评价。要坚持反对贴标签式的评价方法，那种认为只要说明某种思想的阶级性质就以为划清了界限的方法是“左”的思潮在学术界的表现。徐大同教授提出的寓评于介的原则被大家所接受，并被运用于《西方政治思想史》及其后的《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的编写中。这一原则作为重要的编写原则写进《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前言中，随着该书的出版，这一原则得到学术界的积极的评价和肯定。

努力探索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规律。这是他在长期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过程中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和目标。他认为，政治思想作为政治斗争、政治实践的产物，不仅受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制约，而且有其自身发展的联系和规律，即每一种政治思想都有其产生、发展的源和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不能只是对不同时期各种政治思想进行一般的评述、梳理，而应从社会发展进步需要的高度，努力揭示其发生发展的规律，阐明这一学科及各种政治思想的现实价值。在承担《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编写任务时，他即按照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分为三篇，并在每篇前冠以“导言”，对西方古代、中世纪、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联系、特征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做简明精辟的分析总结。对西方政治思想发展规律的积极探索，使他对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始终站在较高的起点上，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经过他的长期探索和研究，他将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归结为：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权利政治观三个阶段。将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划分为应然、实然和未然三个时期（即ought to be，to be，will be时期）。正由于此，他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自1985年出版后，已再版九次，至今仍为各高校作为教材使用。

徐大同教授在治学中思路开阔，不断进取，这突出表现在他对博与专的辩证看法上。徐大同教授认为社会是一个整体，它基本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这三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而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不过是从不同角度研究社会的某一侧面。因此，他认为治社会科学的人，如果只认识自己涉及的一点，而不及其他，不与整体联系，对你所涉及的一点是很难得到深刻认识的。他主张搞社会科学的人，必须多方摄取知识营养，这就应该文、史、哲、政、经、法以至人文自然、天文地理都应涉及。这样看来很“杂”，但是，只要自己掌握好专业方向，效果是会很好的。这就是以自己专业为基础，多方面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开阔自己的思路，做到“杂而有序”。他自己多年来，就是摆脱了专业的狭隘范围，从更深广的多层面上思考问题，从而在专业上取得很好成就。他能从经济史中挖掘各种政治思想更为深邃的原因，他能提出“研究历史要有现实感，研究现实应有历史感”的观点。“艺无止境”，社会科学同样没有止境。这个观点促使徐大同教授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上能够积极进取，常葆青春。他不仅研究西方，还要研究中国，进一步研究中西比较。他不仅研究西方的政治思想史，还要研究西方的当代，进一步“跟踪”研究70年代以来政治思潮的变化（这是他所承担的国家“九五”社科重点课题）。

三、孜孜不倦育人才

20年来，徐大同教授对推动西方政治思想史学科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这一学科无可争议的开拓者和带头人。他除了在学术思想上的影响外，还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队伍建设。

徐大同教授非常清楚，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关键是要有一批热爱专业、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人材队伍。1982年，受当时国家高教部的委托，他负责举办了全国高校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培训班。徐大同教授亲自制定教学计划，并承担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两门课的教学工作。与此同时，他还承担着复旦大学的政治学讲习班（与中国政治学会合办）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的授课任务。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为培训班倾注了全部心血。培训班的举办，促进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在各高校的开设，为政治思想史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徐大同培养队伍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培养研究生。在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他提出“教学问、教做学问、教做人”的教学思想。他认为，培养研究生不仅在于传授他们知识，更在于培养他们治学之道，即培养他们从事科研的能力。尤为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树立敬业精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政治观，使他们具有健康的心理素质，学会怎样做人。现在毕业的硕士生，大部分已成为各高校中从事这一专业的骨干。

科研工作是徐大同教授培养组织专业队伍的又一个重要途径。近二十年来，他先后主持承担了五项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两项教委的重点课题。他将完成这些课题看做培养专业队伍的重要渠道。每个课题都注意吸收一些高校中优秀的中青年教师参加。他们通过科研攻关，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扩大了信息的交流，提高了专业水平。徐大同教授以他深厚的学术造诣，高度的敬业精神和正直、公正、进取的品格，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这种精神和品格，也是他在学术界得到同行尊重的重要原因。现在，在他的周围已形成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科研队伍，成为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的一个重要阵地。

“而今迈步从头越”，是徐大同教授的座右铭。他常说已有的成就早成历史。声名不息，工作不已，要永远“从零开始”。现在已届七十高龄的他仍在努力策划编著出版西方政治思想史多卷本的工作。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富强繁荣贡献自己有生力量的信念，激励着他古稀高龄仍在不懈的奋斗。

原载于《中国当代社科精华·政治学、法学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