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

6月11日我们送走了先生。回到家中吃过午饭躺在床上，疲惫的身体放松下来却无法入睡，思绪如放开闸门的河水奔腾不息，和先生相识、相交、一起工作的种种如电影般浮现在脑中。

1974年留校后我一直担任政教系学生的政治辅导员，1977年恢复高考激发了我心中上学的渴望，但当时我已成家并有了孩子，按照政策工作不满五年不能带工资上学，我忍痛放弃了参加1977、1978年的高考，准备在1979年再参加高考。就在这期间，先生从北大来到我校并在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我有幸成为先生的首届弟子，从此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开始了与先生长达40年共同学习与工作的生涯。

讨论式教学

我们首届研究生有我和王乐理2人，还有复旦大学的浦兴祖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小林2名进修生，我们在同一个宿舍学习2年。当时没有研究生教室，先生就每周3个上午半天到我们宿舍来上课。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先生让我们读原著，以先生和朱一涛老师合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大纲为纲，以沙拜恩的《政治学说史》、罗素、浦薛凤等人的思想史著作为参考教材，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到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基本按每周一部原著的进度进行，先生和我们一起每部著作逐章逐节的讨论，交流学习心得，引导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分析。先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没有老师的架子。当时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每到周六中午（当时还是六天工作制）课程结束后，先生就自掏腰包请我们几个出去打牙祭，请了几次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让先生一个人破费，就改成了轮流做庄制，当时消费水平还很低，10多元钱几个人就能饱一次口福。先生善聊、知识广博，散步时也能从先生的聊天中获得很多的知识和见解，颇受启迪，为此我们还自称是逍遥学派。研究生的学习生活紧张、扎实、快乐、充盈，正是在这段时光中，我们不仅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还和先生建立了亦师亦友亲密无间的关系。

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

1982年春随着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教育部高教司委托先生在天津师范大学举办全国高校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解决全国对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教师的迫切需求，先生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这年的3月到6月，全国30多所高校的教师来到天津师大，先生一人承担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和西方政治思想史两门课程的教学培训工作（期间东北师大的刘绍贤和辽宁师大的刘承学老师承担了两周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工作）。我被委派做先生的助手担任学员班的班主任。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先生几乎每周6个半天为学员讲课，下午有时还要参加学员的讨论交流。为了高质量的完成教师培训工作，先生每天都要备课到深夜2-3点钟，早晨先生又迎着朝霞精神抖擞的来到教室，洪亮的声音在课堂中响起。我很惊讶先生的精力，也深知先生为了这个班付出了多大的心血。先生1978年来到天津师大时头发是灰白色的，其中黑发还是挺多的，但在进修班结束后，先生渐渐变成了一头银发。在刘绍贤和刘承学来校讲课期间，先生还抽身到复旦大学为政治学教师培训班讲授了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也正是这次复旦大学之行开启了天津师范大学与复旦大学两校政治学学科之间长期友好的合作交流。

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在先生的倾力工作下获得圆满成功，应国家之需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学员中的大部分人成为政治学专业的教学科研骨干，他们中如华中师范大学的孙盛廉（已故）、云南大学的马啸原、天津师大的马德普等更是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的杰出学者。教育部高教司对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的培训给与高度评价，并将编著教育部统编教材《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任务交给了先生。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的举办也成为天津师师范大学政治学科发展成为全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重镇”的开端。

要入就入共产党

先生在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前身）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开始在人民大学任教，在人民大学工作期间就提出入党申请，因家庭关系等问题的影响一直没有能实现加入党组织的愿望，但先生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来到天津师范大学后先生再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后转为教师岗，并担任了教工党支部委员，成为先生的入党联系人。当时先生已是著名政治学者，在学界和教育界有很高的声望，成为各民主党派争先邀请的对象。在一次聊天中先生和我说了上述情况，记得当时我说民主党派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力量，在民主党派中一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也有不少民主党派的成员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先生沉思一会儿语气坚定的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的理想和追求，我不会考虑民主党派，要入就入共产党”。1985年11月16日先生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入党的支部大会上先生热泪盈眶说，经过30多年的坚持和努力，终于实现了我的夙愿，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徐大同，这是我人生新的起点。不久后先生请著名书法家给他书写了“从头越”条幅，挂在他的书房之中。

教书是教师的本分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教学与学科建设的关系等问题时时成为人们探讨争论的话题。面对这些争论先生总是保持自己的清醒和坚定。在他看来，教书育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教学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教书是教师的本分。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不管是担任领导工作期间还是成为名声显赫的专家学者后，他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坚持为本科生上课。先生在为本科生上课时从来都是衣装整洁，站立授课，在200人的合班教室也不用扩音器，声音洪亮灌满全场。听过先生授课的学生许多年后仍然印象深刻。耄耋之年后在我们反复劝说下，先生才停止为本科生授课，但仍要求每年为本科新生做一次学术或教育的报告。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2011年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与国际关系学院为庆贺赵宝煦先生90寿诞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先生委托我为赵先生带去一幅字，我打开一看见上面写的是“放心”二字。请问先生得知“放心”二字出自《孟子•告子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其意是说学问之道没有其他的，寻求我们失去的本心而已。学者的本心是什么？就是学者的善心、正义之心，自由之心，也就是学者的良心，不要被物欲和浮躁的社会污染了我们的本心。先生的礼物深深触动了我，我想这既是先生对赵先生一生治学的高度评价，也是先生自身对治学的一种感悟和追求。先生一生立志高远，时刻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复兴，时刻关心中国政治学的建设和发展，始终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始终坚持为中国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理念；始终坚持开放自由的理念，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奉西方政治思想为圭臬的洋教条倾向。先生一生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其所著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潮》、《当代西方政治思潮》、《西方政治思想史》（五卷本）等，哪一部不是影响深远的精品力作。先生一生勤奋不懈，追求不怠，永远把取得的成就和荣誉看做新的起点，坚持“从头越”，晚年先生行动不便，不到三尺宽的床上靠墙边摆满中央文献、书籍、报纸上的重要文章，以备不时之需，每次去看先生，先生都要问起国家与学校的事情，问起学科建设和科研进展的情况。先生晚年记忆力衰退，常常记不住熟人的名字，但中西政治思想史上的思想家和重要概念却不曾忘记。在病榻前先生和我最后一次谈话，还在问我马克思主义工程教材出版了没有。这不正是先生所追求的学者的本心吗？

先生走了。在先生走的前两天，师母石娜媛女士做了一个梦，梦见先生和她说：“我还不想走，我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工作还没有做完”。弟子们听了无不潸然泪下。先生您走好，您放心吧！我们一定继承您的精神，不忘教师的本心，把您所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