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8年6月调来原天津师范学院的，当时正值王金鼎同志调离李继之同志继任之际。虽然我在他领导下工作只有6-7年时间，但他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和影响。

我曾说过一句话：“师大对我不薄”，这首先就是从李院长任职时体现出来的。在他任职期间，以至离休以后，对我无论政治上、工作上，甚至生活上，都十分关怀和呵护。举几个小例子，如：1、我解决入党问题时，他曾多次亲自找我谈话，给予关怀和鼓励；2、在办法律班时，我提出“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他给予肯定和支持；3、在教学改革中我提出要减少一些课的课时，扩大课程范围，他给予充分认可，并多次提出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教育和要让学生多读些书（有一次他在总院休养，我去看他时，也不忘提醒此事）；4、他曾悄悄走进课堂听我讲课，并在课后给予肯切的讲评；5、当我工作遇到困难时，他曾热情地给我以安慰和化解。这些事都使我铭记在心，终久不忘。我觉得这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关怀和爱护；另一方面体现了他是一个重视人才、心怀事业、事业心非常强的人。这一点，学校建筑教师宿舍时，他多次独自来巡视的事例也可证明。

今天在庆祝天津师范大学校庆45周年之际，校领导决定召开李继之同志纪念会，并再次推出《李继之教育文集》。我觉得校领导的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这不仅能使我们重温李继之同志适应时代要求的、与时俱进的教育思想，而且还可以学习他那种改革创新、锲而不舍为教育事业奋发图强的精神。这一点，在靳润成校长的《序》中已有很好的概括、切实的评说。这些都能使我们后来人深受教育和启迪，激发我们对老前辈的敬仰和怀念。

文集中的论文大都是80年代写出的。当时，人们还深受传统师范教育观念的影响和束缚，对师范教育理解得十分狭窄。李院长已看出这种教育方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综合性师范教育”的办学思路。虽然在当时条件下，这很难被一些人理解，并未能为一些领导和众人所接受，但他对自己的观点一直坚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形势起了变化。许多普通大学办了教育学院，人们也提出“师范教育怎么办”的问题，而且有了向“综合性”发展的趋势。在他临危时，我最后一次到医院看望他，谈及此事，我说，“实践已证明，您的观点是正确的，您可以心安了”。老人当时已不能“出言”，然而却因感动而“簌然泪下”！

今天，形势已大大不同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是要我们创办“综合性的师范大学”，而是“以教师教育为特点的、教学研究型的综合性大学”。我校正朝这个方向为创办一流师范大学而积极努力。这虽与李老院长的设想相比有很大发展，但我想会更能让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因受感动而莞尔含笑！（2003. 9.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