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我校招收硕士生至今，已整整25年了。我的“开门”学生高建已由将及“而立”到将及“耳顺”，我也由“知天命”超过“不逾距”之年了。25年弹指一挥间，今忆犹昨。校方为推动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特举办纪念活动，邀我撰文，仅以回忆所及奉献。

一、新的起点

我自195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开始从事《国家与法的理论》教学，1952年由领导指定随苏联专家学习《西方政治学说史》，此后在人大和北大国政系也就长期从事这个学科了。二十多年间，都是为本科生讲课。虽然读过苏联版的《副博士必读书目》，在人大也给“研究生”讲过课，但是当时并无“学位”一说。

1978年我调来天津师范学院。适逢其会，我国改革开放伊始。1979年教育部适应时代需要，提出有条件的高校可设置硕士、博士“学位”教育的举措。我校随即决定有条件的专业、学科即可招收硕士生，同时确定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从当年（1979年）就开始招生（1981年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这样，我校就开始了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这在我的教学生涯中是一个新的起点，在我校也是一个新的起点。由于当时政治学尚未恢复，因此，我们在政治学专业中也可说是全国最先招收硕士生的学科了。

1979年第一届硕士生的第一名就是高建同志。他的研究生登录号为NO.1，故此，五届以前的文科研究生一般都称呼他为“大师兄”，后来他也开始为硕士生讲课，大家也就改称他为“老师”了。同时，我们还招收了王乐理（现为人民大学国政系教授、博导）。另外，我们还招收了两名进修生，一位是复旦大学的浦兴祖，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刘小林（二人现均已成为教授、博导）。二十多年来，我们学科不仅培养了数十名硕士生，而且还取得了博士授予权，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

二、“请进来，走出去”

招生只是开始，紧接着就是更为重要的如何培养成才问题。制定教学计划不难，但如何实现呢？由谁来教呢？下一步突出的就是师资问题。当时，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尚未恢复，缺乏专业教研人员，我校师资力量更不足；除一些有译本的原著和教材外，参考书籍寥寥无几。为此，除了由我讲授《政治学》、《中西政治思想史》和邀请历史系高仲均、庞卓恒二位老师讲授《世界史》外，我们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

首先我们邀请中国人民大学的乐燕平、林榕年来我校讲授《哲学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外国法制史》。另外，由我率领大家去北京访学，请北京大学的沈宗灵讲《法学理论》、人民大学的桑咸之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我们所请的校内外教师当时就已有所成就，后来都成为一流学者。这对我们的学生来说影响很大，并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三、开发主体，“研讨”教学

在教学中我们十分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这是因为学习要靠个人“心领神会”，心与神都藏于自身，如果自己不用心，不留神，就不能领会；这是别人不能越俎代庖的。因此，学习主要靠自己，所谓“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师傅不过是入门的向导，究竟在学问海洋中得到什么东西，那就要看个人的禀赋和努力了。研究生不比大学生，他们应更高一层，以研究为主；而我们的教学主要采取“研讨”的方法。

课堂上，老师首先介绍每单元的内容，提出学习要求，布置讨论问题及参考书目。课堂下，学生精心阅读，认真准备，写作提纲。当时的学生确实是十分刻苦努力的，对他们只能用“日以继夜”、“孜孜以求”来形容。

我们的讨论，大抵分为课堂内和课堂外两种。在课堂内，大家针对指定问题认真讨论，各抒己见，展开争论，互相切磋。最后由老师总结，但总结并不是结论，而是对讨论观点的分析概括，以促进大家进一步学习、思考。在课堂外，我们师生经常在饭前、饭后共同散步，谈话内容包括分析国内外形势，讨论如何待人处世，沟通个人及家庭问题；而经常的话题则是课内专业讨论的发展、继续和深入。当时我们自诩为“逍遥学派”（据说古希腊时在亚里士多德的学园里就是在散步中讲授科学知识的，被称“逍遥学派”）。这种方式沟通了思想，增进了了解，提高了专业水平，构筑了十分和谐的师生关系。

值得提及的是，为了提高外文水平，增强专业修养，我们还组织翻译编写了《西方政治思想史译丛》。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我们只是油印传阅，前后印行了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