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50年秋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执教，从此走上大学教席至今。前此，我曾在华北大学的法律外交研究室做研究生，在何思敬教授的指导下学习。这种“研究生”与今天的硕士、博士不同，既无学历也无学位，只是一种工作职务。

1950年夏，苏联专家谢米利亨教授来华，我在他的指导下学习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同年秋，我走上了大学讲台。开始，为法律系一年级学生讲授“国家与法的理论”，我承担的是“国家的本质”、“国家与法的类型”等部分，讲了四周。同时，我还负责第六班的“习明纳尔”，负责辅导和讨论，总共一年。这次讲课是由尹平、吴山、我、柴钟林、林景仁、韩铭立六人分担的，我们是边学边教。苏联专家把讲稿写出，由翻译李樵、白林、李家恩、傅德鑫译出，经我们熟悉掌握后，再到课堂讲授。有时时间非常紧迫，备课经常要到子夜凌晨。从登台的排列顺序看，我是新中国第一批系统讲授马列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的第三人。

1951年，我为55届新生讲授法理课，由我主讲兼辅导，共一年。1952年，我为外交系讲授国家与法的理论，同时在计划统计系讲授法学基础课。

1952年，我开始与胡瑾、冯憬远同志共同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学习西方政治学说史，开始是由谢米利亨教授指导，后来又由瓦列塔米托夫教授指导。1953-1956年期间，我们曾到北京大学旁听冯友兰、朱谦之、朱伯昆等先生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课程。正是在这个时期，我结识了吴恩裕先生，与吴先生及他的夫人骆静兰女士从此便成为挚友。

1956年，我开始为57届学生讲授“西方政治学说史”。这时正是“向科学进军”时期，老师们不仅要读“苏联副博士必读参考书目”，还要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曾为大家介绍《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等著作。

此时，我还被派往中国人民大学函授站为天津司法局主持的天津政法干部培训班讲授法学理论半年。在这里我结识了王赣愚教授（时任天津市司法局局长），王老是中国政治学界的老前辈，是天津政治学会实际上的发起者和筹建者。他曾参加中国政治学会的筹备会，最早找到我和刘瑞歧（曾任天津市政府秘书处长、副秘书长等职），在他领导下共商建立天津政治学会之事。

从1957年起，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影响了教学与科研，业务工作只是搞教学改革。1960年10月我参加干部下放劳动，到北京丰台看丹乡人大农场基建队劳动。直到1961年5月，根据毛主席的批示要在人大、北大、复旦建立国际政治系，人大要开设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遂把我从农场调回学校。从此，我便在国政系工作到1973年。当时国政系主任是杨化南同志，后来是徐景秋。

在国政系，我曾为64-65两届学生开设“西方政治学说史”课。此时曾两度去搞“四清”工作并接受教育：一次是北京顺义县牌楼大队三个月，一次是在陕西长安县五台公社甘村大队八个月。

1966-1973年我是在文革及干校中度过的。在此期间，处理了许多书籍，但专业书籍舍不得卖，都被我保留下来。同时，除了读一些经典著作和专业书外，我还在干校通读了《资治通鉴》，也算终生受益的收获。

回想自1958年以来，我可以说多次参加工农体力劳动，特别是这次江西三年在稻田中基本六种六收过程全部参加，不说“脱胎换骨”，也确实得到了“改造”，尤其在思想深处深有感触。毛主席曾说“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又说“向贫下中农学习”。这看来是两个相反的命题，但实际上在中国不深入到农村、农民中去，就不能真正了解中国社会；到农村、农民中去，就要真心实意地向他们学习。不改造好农民，要“改造”中国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之悠长，地域之辽阔，与西方有根本的区别；离开农民、农村也就不能认清中国。我们党、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关键也就在此。我曾想，如果现在的青年能到内地农村去生活一段时间了解农民、农村，会对他们的成长大有好处，会认识到中国要想实现繁荣昌盛决不是轻而易举之事，还需要全体人民长期的艰苦奋斗。

1973年，人大国政系全体调入北大国政系，我也随往。在北大期间，除搞政治运动外，还搞了批林批孔、开门办学等活动。

1974-1977年，我曾为74-75两届工农兵学员讲授经典著作《国家与革命》，并开设了“西方政治学说史”课程。

1978年6月，我调来天津师范大学工作。至今，我的教学工作如下：

1、本科及专科：

《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法系本科、专科（来天津师大以前该课基本称作“政治学说史”，为更适应我国的用法，从1980年编写《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大纲》时即改为“政治思想史”，沿用至今）；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政教系本科；

《政治学原理》，政教系专接本科；

《法学概论》，政教系专科、本科，中文系本科；此外，我还为学生们做了多次学术报告。

90年代后期，我应高琳主任邀请，为国女学院播音专业的专科、本科讲授“政治文化基础”。此外，学校组织专家讲授“邓小平理论进课堂”，我承担了“邓小平民主法治思想”，在中文系、生物系各讲两次。

2、研究生：

1979年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2名（以及进修生2名），1981年取得国家第一批政治学学科中外政治思想专业（二级学科）硕士授予权。

此后，1981年招收3名；1982、1984、1986、1989、1990、1991、1992、1993、1994年各招收1至3名；1979年至今，共招收硕士生19名。我开设的课程有：《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西方政治学名著》等。

自从1994年起，又开始招收韩国硕士留学生，1994年1名，1996年1名。我所开设课程有：《政治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近代政治思想史》、《中国当代政治》等。

1993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因为当时我校尚无学位授予权，故挂靠吉林大学。1995、1996年在吉大各招1名博士生。到了1996年，我校取得“中外政治思想”博士授予权，建立了学位点，1997年开始招收博士生，每年招收2-3名博士生。

3、其他教学：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邀我为国政系本科生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

1982年，当时的高教部委托我校举办全国政治思想史教师培训班，由我主讲，共招收全国各高校教师30余名，为期半年。同年，中国政治学会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政治学培训班，邀请我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为期三周。

1993年，华中师范大学高原同志邀我为研究班学员讲授《中西方政治思想史》六周。

此后，我曾先后为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交学院、苏州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云南省委党校等高校的研究生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或专题多次。

此外，还在南开大学为法律系本科生讲授《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1990年我还在廊坊导弹军校讲授过《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并在中山大学，山西大学、吉林大学、西南师范大学、苏州铁道师范学院等高校为学生作过学术报告，在天津市委党校也做过一次报告。

自我系举办硕士学位班以来，我还在相关班中讲授《政治文化概论》，主要讲《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