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我校建立四十周年纪念之时，首先让我们祝愿我校繁荣昌盛，愿我校为我国更多地培养出为新世纪、新时代培养人才的合格师资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级人才。

我自己虽然从事高等教育将及50年，但并没有积累很多经验。如果说有什么经验，那也是我们科研群体的共同创造。今天，我想仅就如何进行科研活动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投入

我所说的投入不是经济投入，而是思想的投入、精神的投入，也就是要有敬业精神。

具体来说，首先就是要热爱自己的专业。只有热爱她，才能锲而不舍地钻研她。我自己长期从事中西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放弃这个专业。举几个例子说：1、“文革”期间我们人民大学全体下放到江西干校，行前人们都大量地处理书籍，我只保留了专业书籍，不忍舍弃；2、在干校除了读马列著作外，我借机读了全部《资治通鉴》；3、来师大时，因为当时政教系主要是所谓“四大门”，政治学在全国刚刚恢复，尚未列入课程内，系领导曾想让我转搞共运。但是，我觉得自己从1953年起就搞中西政治思想史，很有情感；而且还正在进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统稿工作，不愿转业。因我的坚持，专业未被中断。就这样，50年来，我一直既坚持，又热爱；由于热爱，才能始终坚持不懈，从而在这个专业上才能取得一定的成绩。

其次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不间断地进行科研，也才能不断地提高教学水平。第一，要认识到不搞科研就无法改进教学内容，无法跟上学术前沿，无法适应社会需要；只是简单地、反复地重复教学，再熟练、再生动，也不过是“教书匠”。只有不断进行科研，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才能使教学具有科学性，才能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合格人才。简单说，教师不搞科研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教师。第二，要处理好时间上的矛盾。备课与科研不是一个概念，备课只是对科研成果的反映，而不是科研成果；科研也不仅仅是为了备课。因此，在时间上往往会发生矛盾。但是，当学校聘任时就已表明你有教学的能力，不是需要重新备课；而实际所谓备课应该就是进行科研，以提高你的教学水平。只要处理好，矛盾就容易解决。

这里有一个认识问题，即不要把科研当作“敲门砖”，而是为了跟上科学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科研没有间断性，永不懈怠。如，我们所搞的《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既完成了国家项目，又适应了培养研究生的需要，开设了新课，而且填补了学科的空白。如果搞科研的目的只是为了“评职称”或其他原因，一掠而过，那是不对的，也不是真正的搞科研，不会有真正的成果。真正的科研是要长期下苦工夫的，我体会所谓“十年磨一剑”就是这个意思。

我自己可以说几十年如一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从未间断过考虑进行科研工作，经常给自己出题目，不断地积累起来，出了系列成果。

二、不懈

不懈就是不断、不间断。任何学科都有其广度和深度，任何学科中的问题也是无止境的，关键在于我们要不断地去追求、去探索。为此，我们钻研任何专业都要不断地找问题，不断地给自己出题目；由多而广，由广而深，循序渐进。开始时可能需要机遇和指导，逐渐也就能“自力更生”了。我自己是1953年时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的。刚一开始，他就要求我们“联系中国实际”，除了学习西方和苏联的政治思想史外，还要学习中国思想史。这正符合当时人民大学“理论联系实际”的办学方针。我们就在他的指导下，学习了中国哲学史，这为以后搞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此，我们当时还曾设想搞一门“中西合璧”的政治思想史；不过，1957年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发展起来。

在北大期间，我曾参加宣传“儒法斗争史”的工作。经过研究，我认为“儒法斗争史”不能代替中国政治思想史。当时的领导接受了我的意见，并组织力量进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以后就出版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这部专著。

1978年我调来天津师大政教系，由于我的坚持没有转业，1982年当时的高教部委托我校举办政治思想史教师培训班，同时委托我本人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推荐教材。这不仅确定了我在天津师大的地位，而且为以后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家七五、八五，直至九五期间，我们承担了有关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各种项目，如《当代西方政治思潮》、《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潮跟踪研究》、《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还编制了新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学大纲》（这些都是由我主持的），还有《西方人权思想发展研究》、《西方行政思想研究》及其他项目。与此同时，我们还承担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西方政治思想史》课程的《大纲》、《教材》和《教学指导书》的编写，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西方政治思想史部分的主编任务。

二十年来，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完成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系列成果，出版了解放后第一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开始了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目前，我们还在进行教育部关于修订《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任务和国家九五重点项目。

我们之所以能形成系列成果，主要是我们不断地给自己出题目，根据社会、学科和教学的需要，不断地提出新的课题。由于形成了政治思想史的系列成果，大大的提高了我们专业在政治学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也使得我校的政治学理论专业成为国内的著名专业，目前是唯一招收西方政治思想史和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方向博士生的高等院校。

三、特色

任何一门学科都含有许多问题。由于每个人或集体的条件不同，如专业基础、组成人员、信息来源、知识范围等的不同，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也会不同。这样，就会形成不同的特色。当然，特色的形成是要长期积累的，也是要得到人们认可的。

我曾想，特别是在政治学恢复以后更加深了我的想法，不能以自己对本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开始早、时间长为优势。在大家都开始从事本学科研究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做出自己的特色，只是“一般化”地发展，长此下去，是难以在学术界立足的。而且，要促进本学科的发展就必须干出自己的特色，只有靠特色，才能影响学科的发展，才能在学术界扩大影响，占有地位。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我也就长期关注如何形成自己的特色。

这方面我们一是在学科上逐步形成“中西并重”的特色。如，我自己是从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开始的，但一开始就注意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习和研究，后来又专门编写了一本《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我们的研究生培养也注意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课程，也有一定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基础。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又有比较研究的传统。在此基础上，我们形成了中西比较研究的条件和特色。也就是我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条件，才能为研究生开设《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课程，取得八五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

二是在西方政治思想史方面，我们十分重视宏观研究。我们先后提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寓评于介”，着重揭示政治思想的发展规律；历史感与现实感相结合；中西比较研究相结合；政治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相结合；特别是“教学问”与“教做学问”、“教做人”相结合等原则和方法。无论在教学中还是在著书、写文章中，我们都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贯彻这些原则和方法。如，我们讲授政治思想史，不是简单地按时期、国别、背景来讲授主要思想家的政治观点和学说，而是力求揭示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规律。我们提出，整个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经历了自然政治观、神学政治观、法学政治观等阶段；近代西方经历了“ought to be”、“to be”、“will be”的所谓“三B阶段”。这些不仅对认识西方政治思想发展有所帮助，还能启发我们认识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这些观点都是我们在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构成了我们学科的特点。

开展中西比较研究、重视西方宏观研究，使我们形成与其他同专业人员在原则和方法上的不同特色，也使我校在政治学学科中，特别是政治思想史专业中扩大了影响，提高了地位，成为研究中西政治思想史的中心之一，目前还是这个方向全国唯一的博士点。

四、群体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不是个人所能完成的，需要多个人，甚至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以我们学科为例。我们之所以能够长期不懈，能够做出特色，决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实现的，系列成果也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完成的。所以这样，就在于我们有一个牢固的、合作团结的群体。

我们群体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我以外，既有校内的老师，还有校外的专家。目前大部分已是教授或副教授，只有个别讲师。有的远在西南的云南、四川，也有的在中原的河南郑州；有的在华东的上海、南京，还有的在东北的辽宁大连；北京、苏州都能找到我们群体的成员。成员中年长的已经退休，年少的刚及三十。群体中虽然大都是我的学生，但实际上很多人都早已自立门户，独立战斗，很有成绩了。这个群体虽然分布各地，但可以说“招之即来，来则能战”。我们许多的成果就是我们这个群体共同创作的，是大家共同劳动的成果。

当然，任何群体都不能离开个人而存在，科研群体更是在个人独立工作的基础上的集体创造。如果没有个人的努力钻研，群体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当然，作为集体就必须有带头人，这也是十分必要的。

我想，带头人首先要“德高”，就是品德好，能服众。这就要作风正派，办事公道，不偏不倚，平等待人（在科研中大家都是平等的）。其次要学识渊深，这不是说要“样样全知”，而是说能掌握学科发展的基本方向，抓住关键，击中要害。在整个科研中，带头人能选定、争取项目，能组织力量（因为我们的群体是一个松散的联合，又不在一个单位和地区，项目的大小不一，因此并不是每个项目全体都参加），制定规划；项目进行中能把握方向、组织研讨，能集中大家心得、取长补短，推动课题发展；课题结束时能组织总结，圆满完成课题计划。总之，只要带头人能带好头，就能有好的群体；有一个好的群体，就能事半功倍地完成项目，就能多出成果，出好成果。

以上四点，归结起来，就是认识明确，长期不懈，干出特色，群策群力。正是由于我们多年来一直这样做，所以无论在教学上，还是在科研上，都取得一些成果；在政治学界取得一定影响，占有一定地位；既为国家培养了人才，又为我校争得一定的声誉。对我们个人来说，无论在品德上，还是在学识上、能力上，都得到一定的提高。

我想，今后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方向，通过不懈的努力，不断地总结经验，我们的科研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的成果，也必定会更好地推动教学质量的提高，为社会、为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1998. 8.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