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张凤岭同志，约我为《津图学刊》的“治学与读书”专栏写点什么。我虽然从事教学工作已将及五十年，多少也进行过一些科研，也取得一些成果。但说来惭愧，究竟如何治学，从未总结过。书也读了一些，但总有点受“好读书不求甚解”的影响，成效不大。对张馆长的盛情难却，推动了我思考这个问题，就不揣冒昧地把我的一些想法整理出来，贻笑大方。

有人在区分做人和治学的比例，或说是三七开、或说是二八开。我觉得用比例关系来区分做人与治学的地位是不合适的。做人应居于第一位，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根本。如果人品不好，学问再大也是不好的。“文人无行”的说法是不足取的。因此，我在教学中就一贯地坚持：“教学问、教做学问、教做人，在教做学问中教学问，教做人则贯彻始终”。这是我长期教研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也是我身体力行的。所以我总把做人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首先看重“学德”，既是我们做学问的人的职业道德，也包含做人的品德。

治学，即做学问，内涵是极其广泛的。既包含道德品格培育，也包含基本功的锻炼、基本方法的掌握，还包含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更要包含深入社会，参与实践的能力，等等。不过，做学问总是离不开读书。书是前人的总结，今人的认识。通过它，我们不仅可以知古识今，更可以帮助我们“博古通今”。读书最高的目的应该是使我们提高素质，培育情操。当然，既不能“闭门读书”，也不能“唯有读书高”，把读书置于无限高的地位。“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不是治学的唯一途径，但治学又离不开读书，这是应该肯定的道理。

关于如何治学与读书，我的基本看法可以概括为一个字：博。

博：指渊博而言。博与约历来是两种不同治学方法。我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是不可能达到深知的。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是以社会为对象。社会是一个整体，它基本包括三个领域，即经济、政治、文化。这三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不过是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社会的某一侧面。如果我们只认识自己涉及的一点，而不及整体，不与整体联系起来去考察，对你所涉及的那一点是很难取得深刻认识的。我认为我们治社会科学的人，除本门学科外，还应具有哲学、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历史、文学诸多学科的基本知识。也应了解点自然科学知识，甚至还应学点艺术，我自己就是从京剧中得到不少各种知识的，受益非浅。

读书，可以说是获得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它也是我们治学的一种基本功。

关于读书，我很相信“博览群书”、“开卷有益”的说法。既然社会是一个整体，既然我们所治学科只是社会的一个侧面，也就要求我们广泛地摄取知识养份，这自然也就应该文、史、哲，政、经、法，以至天文地理，三教九流，各种书籍都可涉猎。这样看来似乎很“杂”，但只要自己掌握好方向，效果是会很好的。这就是以自己专业为基础，多方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开阔自己的视野。同时，又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加厚自己的专业的深度。做到“博”与“约”相结合，“杂”而有序。几十年来，我自己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自己无论买书，还是读书，都是这个方针。买书是以专业书籍为主，兼顾其他；读书也是专业为主，多方涉猎。我是治中外政治思想的，多年来除了自己专业书外，其他专业书籍我也多所接触，读了一些哲、经、文、法，以及相关的历史书籍，这对我在专业上能取得一些成绩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现在教育改革提出要培育厚基础，宽口径，一专多能的综合人才。因此，我觉得提倡“博览群书”是很有必要的。

以上，说了一些大而不当的空话，不知是否有用，总算是交差吧！

（1997. 10. 6，发表于《津图学刊》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