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一生之中，我从孩童到古稀都没有离开过学校，大体早期经历了仰山小学、觉民小学、慈惠小学、工商附中、育德学院；参加革命后经历了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几十年在学校不过做了两件事，用俗话说就是“读书”和“教书”；而归结到一点，就是没有离开过“书”。既然没有离开过书，那么就要有书；而书的主要来源不外“买”与“借”，另外就是接受赠书。

借书，不外是借私人和图书馆，但主要还是图书馆。记得从工商附中时我就知道从图书馆借书，当时主要是借阅各种小说。教书以后，不仅有图书馆，还有资料室，这是一切参考书的主要借阅来源。

我从青年时代起就爱逛书店。记得在高中时，每当休假我就常常到天祥商场二楼的书摊去逛。当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母亲给我的零花钱不多，无力买书，只好站在那里翻看。那个时候，书摊的老板对顾客很客气，可以随便翻阅（现在叫做“开架售书”）。我有时在那里站上几个小时，可以看不少书，满足一下自己的求知欲。

大学我读的是法律系。我的父亲这时也支持我好好读书，因此我能有点钱，可以买几本书了。同时，我还结识了一位书店的魏老板，他与我们的一位邻居是亲戚，我以长者待之，他对我也有些照顾。有时找他买书可以打点折扣，有时他还介绍我一些进步书籍看。在这个时期，我积累了一些专业书籍。到人大后，由于我是从事教学工作的，因此逛书店、买书，更成了我的一种爱好。调来天津前，我一个人住在北京，假期除回天津外，基本上由自己安排。每逢假日，我都抽空到王府井各书店去逛逛，买些书回来，有些书甚至只要觉得可用就买。这样，我也积累了不少书，特别是专业书。

很可惜，后来我有过两次“卖书”的事件。

第一次卖书是在1950年。我参加革命后，旧有的法律书籍一并运到北京。后来要“废除伪法统”，因此在我们法律教研室要从后门外白米斜街搬到西郊新校址时，那些旧书籍，我自认为已经无用了，于是乎出于“革命”的立场大量地卖掉。

第二次卖书是在1969年去干校时。在当时的思想状况下，要走“一辈子革命五七道路”，同时，军宣队又讲“知识分子住红楼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而且当时社会（机关、学校）“抢卖”之风盛行，什么东西（家具、生活用品、书籍等走革命路不便携带的杂物）都卖。我也一时头脑发热，在整理行装时，清理了书籍，忍痛处理，作为“废品”卖出共“七个满装的麻袋”，包括各种书籍和几年的杂志。所幸当时我想，今后无论如何我还可以读一些专业书籍作为休憩时的消遣吧！这样我就把专业书籍全部未卖，这些书大部分保留至今。不过，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有些批注过的经典著作、有益著作和一些有版本价值的著作都处理了。今天想来，这是我一生中重大错事之一，悔恨无益！

自此以后，我就再也不处理书籍了。现在只有杂志（大多是赠阅的）因存放空间的关系无法不去处理，因此差不多每年要处理一次，不过这也是违背我本意的。

根据我个人一生的体会，逛书店是一种极大的乐趣。它可以带领你在书海中遨游，在知识的宝藏中挖掘；它可以开阔你的视野，舒展你的胸怀；它所给予你的是无私的，而你的索取可以是无限的。在那里，真是可以忘我，可以丢掉一切烦恼，所以一旦“逛”起来，你就会流连忘返。（1997.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