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勋是我初中的语文老师。整个初二一年中吴老师都是讲楚辞，第一学期讲《离骚》，第二学期读《九歌》、《九章》。吴老师讲课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极具说服力、感染力，使得我们同学全都沉浸在屈原的爱国主义和悲愤情绪的气氛之中。当时正值抗战时期，虽然所讲的楚辞未必全记得，但那种精神确实在影响着我们，至今不忘，故要记之。

吴毓如、冯孝卓两位老师的情况则不同，他们都是我的“课外”老师。

在我青年时代并无“家教”之说，[1]只有“家馆”或“补习班”，前者设在老师或学生家中，后者就具体各班不同了。吴毓如老师是在他家（和平区马场道武官胡同）中“设帐”讲学，约十多名学生。冯孝卓老师我还专门举行过“拜师礼”，所以基本对我一个人授课。

吴先生处我是如何进“门”的现已记不清楚。冯先生是我大学的汉语老师，开始时我和周毓业、杨绍华、冯士珍几位同学向他求教古代汉语。后来我又经徐慎初（父亲的老朋友，冯老师在培育商专的同事）的介绍专门举行过拜师典礼，算是“入室弟子”了。因为两位老师的情况不同，所以学习的方法也各异。吴先生处每周定时去一次，听他授课。冯老师处有定时的，每周一次；还有不定时的，随时去讨教各种问题以解惑。

两位老师的国学功底都很扎实、深厚。在吴先生处主要学《左传》、《史记》；冯老师则系统讲授《五经》、《四书》及《诸子》。这段时间的学习为我以后的国学根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两位先生学习中，有几件遗憾之事。一是两位先生书法具佳。吴先生不说，冯先生的“瘦金体”在天津也有一定声誉（我来天津后曾听余明善先生提及），我虽曾为他“墨扶纸”，也曾在他指导下“习字”，但终因天赋和用功不足而无成。二是两位先生皆善吟诗填词，但都因我资质愚钝而未受益，这真是“好先生未必有好学生”。

在吴先生处还有一个额外收获就是结识了他的长公子同宝（小如、少若）。他是一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曾师事俞平伯先生；也是一位戏剧评论家，特别对余（叔岩）、程（砚秋）、裘（盛戎）探讨较深，有独到见解；他还是一位京剧爱好者，工余派老生。我与他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所过从，研讨京剧，后来又同在北京工作，偶尔一见。直到80年代，一次在吴恩裕先生处得知先生也爱好京剧，并与小如相识，并曾共同收藏余叔岩的所谓“28张半”（一般都说余叔岩生平共灌有28张半唱盘），并约定得空时相聚说戏。不幸，此愿未偿，吴恩裕先生就弃世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