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家庭、学校、社会、生活经历的影响，还是别的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用一句理论语言说就是我“有对新鲜事物的感觉”，就是对不知之事总要知道一些。这在生活中就表现为我的兴趣十分广泛，如我对各种体育项目（球类、田径、游泳）、各种文艺（戏曲、曲艺）都有所爱好，但大都是“浅尝辄止”，没有深入。一生中只有京剧伴随我可说是“终生”。

我自幼即受到京剧的熏陶。一方面祖父经常带我去剧场观剧，有时还同祖母等去剧场；另一方面我父亲是天津比较有名的票友，也不断带我去后台（当时主要的演出地点是东马路青年会礼堂）等处玩耍。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早在五、六岁时我就在家中模仿，胡打乱唱。抗战时期，我家迁到原英租界，年岁也稍长，自己也能去剧场了，当时主要是去劝业场的天华景看稽古社的演出。我对一些年青演员很欣赏，如张春华、徐俊华、蔡宝华、孙正华（后来我们成为朋友，解放后他在贵州工作，前几年来津时还曾来看我；前几天接周毓业电话得知他在元旦后去世）、纪美华等人。他们的演出我从连台本戏《西游记》到传统剧目、折子戏等无不观看，这又进一步培养了我对京剧的兴趣。1936年水灾时，我还在邻居的儿童间“自编自导”过无名剧，也显现出我的某些戏剧天分。

小学毕业后，我曾投考两个中学：工商附中和新学书院。前者是天主教会办的学校，抗战时在天津是较好的学校之一；新学书院是基督教会办的学校，该校除中文和中国史外，都是用英语授课。我之所以挑选工商学院附中，原因之一就是那里有京剧团。我入学后不久，当校京剧团（当时叫“国剧团”）招收新团员时，我很快就报了名。从此，我便正式地学京剧了。当时，我十四岁，1942年。

我的启蒙老师是陆铁珊老先生，第一出戏学的是《黄金台》。据说在科班这也是开蒙戏，反反复复地学、练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据说每学一出新戏需要反反复复练习60次才能算是基本掌握。这出戏学的比较磁实，奠定了我以后学戏的基础。1943年春正式演出，我演田单，赵学勤演伊立。演出效果甚好，无论嗓音还是做工、台风，都得到好评。以后，我又学《买马》、《赶三关》、《武家坡》、《坐宫》、《黄鹤楼》、《举鼎观画》等戏。第二次登台是在大光明影剧院，为高三毕业的同学募集同学录的费用。我演出的是《赶三关》，由郑继光扮演代战公主。

这个时期还有一事值得一记。还在我读初三时，一次音乐老师王勤勋突然找我去参加他们的演出。他是中华口琴社的负责人，他们要搞一次口琴音乐演奏会，要我与他们合作伴唱，剧目是《四郎探母》中“坐宫”的杨延辉的西皮慢三眼，地点在黄家花园澳门路基督教堂。经过两次配合，最后就正式演出了，整个效果还算可以，由西乐伴唱京剧我恐怕要早于交响乐伴唱现代京剧吧！这可算一段历史花絮。

开始时学戏的事并没有告诉我父亲。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街上与陆老师同行遇到父亲，原来他们是老朋友。经父亲讯问，我才如实相告，原本以为会受到斥责，但是出乎意料，反而得到父亲的认可。我京剧水平的提高，绝对是仰仗我父亲对我的教诲。我父亲的业余爱好主要就是京剧，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学戏并登台表演，有相当高的水平，他的名字已列入《天津戏剧志》。他以宗谭余为主，同时对孙（菊仙）、汪（桂芬）也都有所研究。他自从知道我已学习京剧后，对我京剧水平的提高确实下了不少力气。他有时忙了一天，很晚回家，兴之所至，不计疲劳，也为我甚至彻夜达旦说戏、讲戏剧知识和典故。我每次演出时他大都亲自给我“把场”，要求十分严格，稍有差错，即使在众人面前，也当即指出错误，有时态度还极为严厉。同时，自1943年开始，他把我带到“云吟国剧社”学习和排练，这对我的水平长进和提高都大有好处。有时我登台还邀请云吟社的同人为我操琴和打武场，如近云馆主、青云主人（袁文斌，与我父是好友，故呼之四叔）、从鸿逵（也以四叔呼之）等。

在工商附中的几年中，我除读书外，主要活动就是学唱京剧，还曾担任附中京剧社团长。除上述剧目外，我还学了《大登殿》、《珠帘寨》、《战樊城》、全部《探母回令》、《托兆碰碑》、《洪洋洞》、《贺后骂殿》、《鱼藏剑》、《失空斩》、《大探二》、《文昭关》、《断密涧》、《乌盆记》、《芦花河》等老生正工戏。这些戏有的是父亲教的，有的是在学校学的，有的则是专人教的，如《珠帘寨》是陈咸君先生教的，《骂殿》是袁文斌（青云主人）说的，《坐宫》是从鸿逵教的，《洪洋洞》的原板蔡挹青给说过。这些戏对我的京剧修养起了很好的作用。

真正的爱好就要投入，俗话说就是入迷（入迷绝不等于入魔）。几年里，我除了学唱外，还要观摩，到处看戏，还要调嗓子练唱。如我为学戏可以不顾路途远近。我家住在重庆道，蔡挹青先生住在今第一文化宫附近，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每周两晚要往返步行到他家学戏。还记得我与穆明德、张金印曾在暑假期间每晨太阳升起前到倪家花园（现为天津市儿童医院）和八里台（当时基本都是水坑）等地喊嗓。有一种说法，每出戏不唱六十遍是不能掌握好的；还有“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艺不压身“等说法。戏剧除了唱以外，还有念、做和打。我在念、做、打上也用过功，不过，在打上我无大成果。为了练工，还曾专门请过老师教基本功（这个老师姓薛，名字已忘，是和周毓业合请的）。总之，我在这方面虽不算吃过苦，但还是下过功夫的。这里可以悟出一个道理来，干什么事情都必须下点功夫，吃点苦，否则是不能取得成效、做出成就的。

我所在的工商附中是教会学校，每年的圣诞节、复活节和迎新会等都要演出一台京剧以示庆祝。1944年的教师节（当时是六月六日）我们剧团还代表学校参加庆祝演出，由我主演《失空斩》。这些加上在社会上的演出，都给了我艺术实践的机会。

从1943年开始，我每周日大都去云吟社，在那里有时唱一出，有时唱配角，有时打场面，有时旁听或听人们谈论，也曾经参加过剧社的演出。去云吟社的大都是些名家，一些著名演员也经常去那里拜访，有时还唱上一出。这些对我的京剧水平的提高有很大作用，特别是聆听老辈人的谈论。如路介伯先生讲“演员的三控制：控制个人、控制场面、控制观众”，这套思路对教学也有用。直到1948年，由于我的思想发生转变，才很少再去。

1945年冬，由同学张炳昆介绍到当时的法国电灯房剧社去玩。在那里认识了穆明德、杨培良、张金印、孙如鼎等人，从此，我们便成为挚友。穆明德工净，从费玉策学戏，我二人的《断密涧》就是他给说的。解放后，穆参加了辽宁京剧团成为职业演员。杨培良操琴，技艺很高，造诣甚深。我1961年在津科学会堂最后一次登台演出时还是他操的琴。他在文革期间不幸偶然触电而亡。张金印是市立三中学生，对京剧特别爱好，嗓子不好，但对生旦各流派都很钻研，很有造诣。我们二人关系甚好。解放后，他家与我家住得较近，我不在津，父亲与他来往较多。地震后不久，他正欲去沪与爱人团聚，突发脑溢血不幸身亡。

1945年春节，我们在穆明德家（实际是他家所开的饭馆，回民馆）大堂聚会演唱。这时，我的同学苏建弟兄、阎金鄂等也参加了这个集体。同年夏，由苏建等人联系青年联谊会，筹建所属京剧团。

1946年暑假期间，该团在绍兴道设立了团址。与此同时，大家还填了表。我们当时都是为了有一个能聚会唱戏的地方，所以根本没有考虑青年联谊会的政治背景（实际上当时也不懂什么是政治）。也就在同年暑假期间，因为演出问题，我和穆、孙意见不和，于是我就退出了该剧团。后来，他们又迁至辽宁路。我与他们实际上断了来往，偶尔相遇，次数也不多。只是和穆明德，因云吟社常请他合作，故而还有来往，并曾合作演出过。

解放后，在人民大学期间，1951年校工会牵头组织了“群众文化生活委员会”，在师生间开展业余群众文化生活。当时便成立了京剧团，我还被选为团长，一直工作到1960年。这个时期，活动很热烈，每年差不多演出三到四场。还请了教戏的老师，时间最长的是王兰香（当时他在李万春剧团搭班，由马俊才介绍的。他是小生本行，但文武全才，能拉能唱，也能说戏排戏）。在人大期间，我主演过《将相和》、《四进士》、《十五贯》、《审头刺汤》、《打严嵩》、《铡美案》（演过王延龄，也曾串演过包拯）、《探母》的后杨四郎、《二进宫》等戏。王兰香还给我排过《古城会》、《打鼓骂曹》等，因无机会演出，故未能实践。此外，我还演过《望江亭》中的老尼、《宇宙风》中的丫环（演此的目的是为了包一次“大头”）。我平生也曾多次反串演出，如在中学时就曾扮演《打渔杀家》的大教师爷、《叭刹庙》的费兴等剧的丑行。

我最后一次登台是在1961年。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徐震大哥（我的堂兄，在市公用局工作）的单位为了调剂群众生活，组织了一场晚会，大轴由我主演《失空斩》。因时值隆冬，前面的戏过长（一出《岳母刺字》、一出《红娘》），就把《斩马谡》取消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明场”演出，至今已有35年了。来天津师大后，认识了贺国钧、从希斌等同志，也偶唱之，但基本是自己在家“干唱”，性之所至时小喊两口而已。

我毕生酷爱京剧，结识琴师不少，较长期合作者少时为同学米立志，后为李伯华（他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解放后在人民银行工作），在人民大学期间主要是民法教师郭寿康（原系北大研究生，师从芮沐先生，后来人大工作）。与我合作时间最长者是杨培良。来师大后，认识了贺国钧、从希斌同志，贺的胡琴宗李慕良，而从为二胡名家张次云的入室弟子，二人造诣甚深。此外，从鸿逵、侯又庭也曾为我操琴，而且从鸿逵还曾为我说戏。

回顾几十年来我的京剧生涯，京剧甚至可说是我的第二职业性活动，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当然，我从未想要“下海”从艺。记得在我念高中时，嗓音正好，且家中生活困难，就有人劝父亲让我下海，父亲未同意，我也不愿意。当时总的看法是认为演员是“下九流”，自己也是想念书，所以没有成果。不过应该肯定的是，学唱京剧对我有不少好处。通过它我知道了不少历史知识，虽然大都是一些野史戏说，但因每学一出戏都要知道些历史背景和正史故事，这样既了解了许多史实，又提高了对历史的兴趣；同时还懂得不少人间事，了解了一些社会情况，学得不少为人处事的道理、方法和学问。

我毕生酷爱京剧，也多次登台彩唱，但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留下一些声像和演出记录。父亲保留的剧照和节目单，还有他手抄的剧本，以及我的手抄剧本大约有一小木箱，都成了1976年天津地震时他的“殉葬品”。据说这个小木箱是我母亲结婚时陪送的“白匣”，内存有父亲手抄的数十出老生单讲本、生旦双讲本，他所保存的演出堂会、义务戏的目录单和一些剧照，我手抄的费玉策全部《断密涧》讲本、手记孟小冬《捉放曹》录音本，特别可惜的是还有父亲手抄的高庆奎《赠绨袍》全讲、近云馆主手抄的《骊珠梦》全讲、张金印手抄的《兴赵灭屠》（《赵氏孤儿》）全讲。

附： 我所知道的天津京剧票房

（我之所以写这段，因为就我所知，虽然天津票房甚为兴旺，但记录的甚少。我在40年代期间，所去票房不少，故记之以为念。）

俗语说，京剧要“学在北京，红在天津”。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不仅职业演员如此，业余演员也如此。京剧票房是业余京剧爱好者共同组织的活动场所。京剧票房在天津历来也是十分兴旺活跃的。京剧票房何时兴起我没有查考，一般说是产生在清朝的宫廷中，发展在清末民初。京剧“同光十三绝”中的刘赶三、卢胜奎就是票友出身，天津的孙菊仙也是票友出身。天津的票房老的我只听说有“雅韵国风”、“鹤鸣社”等，著名的票友如王颂臣、王君直等。我所知道一些天津京剧票房基本都是抗战以后到解放前的大体情况，也未必完整，仅以记忆所及作一简记，或有不足和错误，仅供参考。

当时社会上的民间业余京剧票房甚多。所以称“民间京剧票房”是指并不属于哪一个单位部门，是由一些社会各方面京剧爱好者共同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一般来说，每个票房都是一个独立组织，有社长、副社长、剧务、总务、联络等，有些是固定的社员，要交纳会费；还有些不固定的，有些业余京剧爱好者同时参与几个票房活动。票房每周有一二次“响排”，即按剧目系统排练，因系业余，故大都在晚间或假日。平时则只是吊嗓、练习、对戏，每年也有几次彩排，有条件的也可经常彩排，如永兴国剧社、中国国剧社，社内就有小舞台，可经常彩排。剧社经费除会费收入外，主要是依靠资助。就我所知，当时较为著名的票房有：

云吟国剧社：建立于抗战初期，开始坐落在惠中饭店旁华中里，后迁移到兆丰路好乐里。主持者是近云馆主（杨慕兰，因她是周学熙的四儿媳故又通称周太太）、刘叔度（建立不久即去世）、青云主人（袁文斌）、我父亲（讳觉民）、高海澄、蔡挹青、赵汉章、黄成兴、匡树芝、丁树铭、施晓光、从鸿逵、侯又庭等。前后在册的有40-50人，而常来常往流动的人员不计其数。当时不仅票界著名人士，就是全国各地著名职业演员（所谓内行）来津演出，有些也到这里拜会一下。我从1944年随父亲来此，直到1948年，基本没有间断地来这里活动。

永兴国剧社：坐落在河北路与锦州道交界处的一个胡同里。这里成员据我所知主要是一些自由职业者，有医生、老师、律师等，如著名眼科医生冯德华及其妹冯愫、周泽律师及其兄、王路孙（音）是一位老师（工武生，我曾观看其《黄鹤楼》饰赵云）。记得鼓师是邱玺忱。这个票房在天津很有声望，二楼有一小礼堂设有舞台可以彩排，我也曾去观摩过几次，故记之。

中国（原名“渔阳”）国剧社：社址在现和平路原泰康商场三楼，也是一个历史较长、较有声望的，也有一个小剧场的票房。丁至云、卞范吾、庄梓良等都曾在此社活动。我曾去过这里观摩，1961年曾与卞范吾同台演出“失、空、斩”，我演诸葛亮，他演马谡。我来天津后，师大曾组织业余剧团，庄梓良也曾来操琴。

新风国剧社：社址在解放南路天香池内，这也是一个较有声望的票房。就我所知，崔捷三（因表演过《定军山》故人称“崔大刀”）、张宏山、李子明等都曾在此活动。因无从联系，详情知之不多。

青年联谊会国剧社：初创于1946年暑假期间。当时我们一批青年业余京剧爱好者，杨培良、穆明德、孙如鼎、张金印、苏健、闫金锷、刘承森和我等人，因无处集会，只能在穆明德家所开设的餐馆休息时聚会活动。某日，苏健来谈及有人可联系青年联谊会筹建国剧社，因能有一活动场所，大家也就同意了。开始在沈阳道，后又迁移到绍兴道，最后该业余剧社固定在辽宁路，这时我因演出问题已与其断绝往来。辽宁路时期是青年联谊会国剧社最为红火时期，这时朱文鹏、寇鸿雯（后更名为谢鸿雯）、杜中、孙正华也都参加在内，并且多次“明场（公开）”演出，在天津影响很大。

除上述数家外，据说城厢西北角、河北锦衣卫大桥等处也还有多个京剧票房，因从无往来知之甚少。

除京剧票房外，还有“清音桌”（座），类似现在的“音乐茶座”。在这里听众是出资品茶消闲，剧场邀请票友登台“清唱”，不扮装的演唱，区别于化装的“彩唱”。这种场所在天津究竟有几处，我不太清楚。我所参加过演出的有三处：一为原中原公司（现天津百货大楼）六楼。记得是1946年初夏开业，负责人是郑瑞阶。这里平时在室内，夏天在“露天花园”，每晚邀请各处票友清唱。我在此演唱过《洪羊洞》、《贺后骂店》。二是惠中饭店一楼大堂，大约是1947年，开始不久就结束了。开幕时我曾与王泉奎、任志秋同演《二进宫》。三是我曾随冯小卓老师去河北鸟市一茶楼清唱一出《武家坡》，得知那里有一清音桌。

以上都属于社会上的民间业余京剧票房。有些机关、企业、学校也有业余京剧组织，如：海关、铁路（当时是北宁铁路局）、邮局，河北银行、银联，济安自来水、恒源纱厂、天津第三纺织厂，工商学院、工商学院附中、天津二中、三中等单位都有业余京剧团活动。这里也出了不少著名票友，如海关的从鸿逵，铁路的祝实甫，邮局的刘叔度、王竹忱，天津二中的刘耀增等。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此外，天津还有一些票友并不参加某个票房，只是三五友人在一起研究、娱乐、消遣。其中不乏佼佼者，如夏山楼主（韩慎先）、朱作舟、吴同宝（小如、少若）等。这是我所接触过或有所交往的，其他还会有。

总之，天津的票友是天津京剧中的一支有生力量，他们对推动天津京剧的发展和繁荣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和贡献。每当谈起天津京剧时，绝对不能忽略他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