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地搜索
杂记
当前位置: 首页 >> 先生著述 >> 杂记 >> 正文
我和京剧
2022-06-08 11:08  

究竟是家庭、学校、社会、生活经历的影响,还是别的什么,我自己也说不清;用一句理论语言说就是我“有对新鲜事物的感觉”,就是对不知之事总要知道一些。这在生活中就表现为我的兴趣十分广泛,如我对各种体育项目(球类、田径、游泳)、各种文艺(戏曲、曲艺)都有所爱好,但大都是“浅尝辄止”,没有深入。一生中只有京剧伴随我可说是“终生”。

我自幼即受到京剧的熏陶。一方面祖父经常带我去剧场观剧,有时还同祖母等去剧场;另一方面我父亲是天津比较有名的票友,也不断带我去后台(当时主要的演出地点是东马路青年会礼堂)等处玩耍。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早在五、六岁时我就在家中模仿,胡打乱唱。抗战时期,我家迁到原英租界,年岁也稍长,自己也能去剧场了,当时主要是去劝业场的天华景看稽古社的演出。我对一些年青演员很欣赏,如张春华、徐俊华、蔡宝华、孙正华(后来我们成为朋友,解放后他在贵州工作,前几年来津时还曾来看我;前几天接周毓业电话得知他在元旦后去世)、纪美华等人。他们的演出我从连台本戏《西游记》到传统剧目、折子戏等无不观看,这又进一步培养了我对京剧的兴趣。1936年水灾时,我还在邻居的儿童间“自编自导”过无名剧,也显现出我的某些戏剧天分。

小学毕业后,我曾投考两个中学:工商附中和新学书院。前者是天主教会办的学校,抗战时在天津是较好的学校之一;新学书院是基督教会办的学校,该校除中文和中国史外,都是用英语授课。我之所以挑选工商学院附中,原因之一就是那里有京剧团。我入学后不久,当校京剧团(当时叫“国剧团”)招收新团员时,我很快就报了名。从此,我便正式地学京剧了。当时,我十四岁,1942年。

我的启蒙老师是陆铁珊老先生,第一出戏学的是《黄金台》。据说在科班这也是开蒙戏,反反复复地学、练有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据说每学一出新戏需要反反复复练习60次才能算是基本掌握。这出戏学的比较磁实,奠定了我以后学戏的基础。1943年春正式演出,我演田单,赵学勤演伊立。演出效果甚好,无论嗓音还是做工、台风,都得到好评。以后,我又学《买马》、《赶三关》、《武家坡》、《坐宫》、《黄鹤楼》、《举鼎观画》等戏。第二次登台是在大光明影剧院,为高三毕业的同学募集同学录的费用。我演出的是《赶三关》,由郑继光扮演代战公主。

这个时期还有一事值得一记。还在我读初三时,一次音乐老师王勤勋突然找我去参加他们的演出。他是中华口琴社的负责人,他们要搞一次口琴音乐演奏会,要我与他们合作伴唱,剧目是《四郎探母》中“坐宫”的杨延辉的西皮慢三眼,地点在黄家花园澳门路基督教堂。经过两次配合,最后就正式演出了,整个效果还算可以,由西乐伴唱京剧我恐怕要早于交响乐伴唱现代京剧吧!这可算一段历史花絮。

开始时学戏的事并没有告诉我父亲。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街上与陆老师同行遇到父亲,原来他们是老朋友。经父亲讯问,我才如实相告,原本以为会受到斥责,但是出乎意料,反而得到父亲的认可。我京剧水平的提高,绝对是仰仗我父亲对我的教诲。我父亲的业余爱好主要就是京剧,早在青年时代就开始学戏并登台表演,有相当高的水平,他的名字已列入《天津戏剧志》。他以宗谭余为主,同时对孙(菊仙)、汪(桂芬)也都有所研究。他自从知道我已学习京剧后,对我京剧水平的提高确实下了不少力气。他有时忙了一天,很晚回家,兴之所至,不计疲劳,也为我甚至彻夜达旦说戏、讲戏剧知识和典故。我每次演出时他大都亲自给我“把场”,要求十分严格,稍有差错,即使在众人面前,也当即指出错误,有时态度还极为严厉。同时,自1943年开始,他把我带到“云吟国剧社”学习和排练,这对我的水平长进和提高都大有好处。有时我登台还邀请云吟社的同人为我操琴和打武场,如近云馆主、青云主人(袁文斌,与我父是好友,故呼之四叔)、从鸿逵(也以四叔呼之)等。

在工商附中的几年中,我除读书外,主要活动就是学唱京剧,还曾担任附中京剧社团长。除上述剧目外,我还学了《大登殿》、《珠帘寨》、《战樊城》、全部《探母回令》、《托兆碰碑》、《洪洋洞》、《贺后骂殿》、《鱼藏剑》、《失空斩》、《大探二》、《文昭关》、《断密涧》、《乌盆记》、《芦花河》等老生正工戏。这些戏有的是父亲教的,有的是在学校学的,有的则是专人教的,如《珠帘寨》是陈咸君先生教的,《骂殿》是袁文斌(青云主人)说的,《坐宫》是从鸿逵教的,《洪洋洞》的原板蔡挹青给说过。这些戏对我的京剧修养起了很好的作用。

真正的爱好就要投入,俗话说就是入迷(入迷绝不等于入魔)。几年里,我除了学唱外,还要观摩,到处看戏,还要调嗓子练唱。如我为学戏可以不顾路途远近。我家住在重庆道,蔡挹青先生住在今第一文化宫附近,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每周两晚要往返步行到他家学戏。还记得我与穆明德、张金印曾在暑假期间每晨太阳升起前到倪家花园(现为天津市儿童医院)和八里台(当时基本都是水坑)等地喊嗓。有一种说法,每出戏不唱六十遍是不能掌握好的;还有“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艺不压身“等说法。戏剧除了唱以外,还有念、做和打。我在念、做、打上也用过功,不过,在打上我无大成果。为了练工,还曾专门请过老师教基本功(这个老师姓薛,名字已忘,是和周毓业合请的)。总之,我在这方面虽不算吃过苦,但还是下过功夫的。这里可以悟出一个道理来,干什么事情都必须下点功夫,吃点苦,否则是不能取得成效、做出成就的。

我所在的工商附中是教会学校,每年的圣诞节、复活节和迎新会等都要演出一台京剧以示庆祝。1944年的教师节(当时是六月六日)我们剧团还代表学校参加庆祝演出,由我主演《失空斩》。这些加上在社会上的演出,都给了我艺术实践的机会。

1943年开始,我每周日大都去云吟社,在那里有时唱一出,有时唱配角,有时打场面,有时旁听或听人们谈论,也曾经参加过剧社的演出。去云吟社的大都是些名家,一些著名演员也经常去那里拜访,有时还唱上一出。这些对我的京剧水平的提高有很大作用,特别是聆听老辈人的谈论。如路介伯先生讲“演员的三控制:控制个人、控制场面、控制观众”,这套思路对教学也有用。直到1948年,由于我的思想发生转变,才很少再去。

1945年冬,由同学张炳昆介绍到当时的法国电灯房剧社去玩。在那里认识了穆明德、杨培良、张金印、孙如鼎等人,从此,我们便成为挚友。穆明德工净,从费玉策学戏,我二人的《断密涧》就是他给说的。解放后,穆参加了辽宁京剧团成为职业演员。杨培良操琴,技艺很高,造诣甚深。我1961年在津科学会堂最后一次登台演出时还是他操的琴。他在文革期间不幸偶然触电而亡。张金印是市立三中学生,对京剧特别爱好,嗓子不好,但对生旦各流派都很钻研,很有造诣。我们二人关系甚好。解放后,他家与我家住得较近,我不在津,父亲与他来往较多。地震后不久,他正欲去沪与爱人团聚,突发脑溢血不幸身亡。

1945年春节,我们在穆明德家(实际是他家所开的饭馆,回民馆)大堂聚会演唱。这时,我的同学苏建弟兄、阎金鄂等也参加了这个集体。同年夏,由苏建等人联系青年联谊会,筹建所属京剧团。

1946年暑假期间,该团在绍兴道设立了团址。与此同时,大家还填了表。我们当时都是为了有一个能聚会唱戏的地方,所以根本没有考虑青年联谊会的政治背景(实际上当时也不懂什么是政治)。也就在同年暑假期间,因为演出问题,我和穆、孙意见不和,于是我就退出了该剧团。后来,他们又迁至辽宁路。我与他们实际上断了来往,偶尔相遇,次数也不多。只是和穆明德,因云吟社常请他合作,故而还有来往,并曾合作演出过。

解放后,在人民大学期间,1951年校工会牵头组织了“群众文化生活委员会”,在师生间开展业余群众文化生活。当时便成立了京剧团,我还被选为团长,一直工作到1960年。这个时期,活动很热烈,每年差不多演出三到四场。还请了教戏的老师,时间最长的是王兰香(当时他在李万春剧团搭班,由马俊才介绍的。他是小生本行,但文武全才,能拉能唱,也能说戏排戏)。在人大期间,我主演过《将相和》、《四进士》、《十五贯》、《审头刺汤》、《打严嵩》、《铡美案》(演过王延龄,也曾串演过包拯)、《探母》的后杨四郎、《二进宫》等戏。王兰香还给我排过《古城会》、《打鼓骂曹》等,因无机会演出,故未能实践。此外,我还演过《望江亭》中的老尼、《宇宙风》中的丫环(演此的目的是为了包一次“大头”)。我平生也曾多次反串演出,如在中学时就曾扮演《打渔杀家》的大教师爷、《叭刹庙》的费兴等剧的丑行。

我最后一次登台是在1961年。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徐震大哥(我的堂兄,在市公用局工作)的单位为了调剂群众生活,组织了一场晚会,大轴由我主演《失空斩》。因时值隆冬,前面的戏过长(一出《岳母刺字》、一出《红娘》),就把《斩马谡》取消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明场”演出,至今已有35年了。来天津师大后,认识了贺国钧、从希斌等同志,也偶唱之,但基本是自己在家“干唱”,性之所至时小喊两口而已。

我毕生酷爱京剧,结识琴师不少,较长期合作者少时为同学米立志,后为李伯华(他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解放后在人民银行工作),在人民大学期间主要是民法教师郭寿康(原系北大研究生,师从芮沐先生,后来人大工作)。与我合作时间最长者是杨培良。来师大后,认识了贺国钧、从希斌同志,贺的胡琴宗李慕良,而从为二胡名家张次云的入室弟子,二人造诣甚深。此外,从鸿逵、侯又庭也曾为我操琴,而且从鸿逵还曾为我说戏。

回顾几十年来我的京剧生涯,京剧甚至可说是我的第二职业性活动,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当然,我从未想要“下海”从艺。记得在我念高中时,嗓音正好,且家中生活困难,就有人劝父亲让我下海,父亲未同意,我也不愿意。当时总的看法是认为演员是“下九流”,自己也是想念书,所以没有成果。不过应该肯定的是,学唱京剧对我有不少好处。通过它我知道了不少历史知识,虽然大都是一些野史戏说,但因每学一出戏都要知道些历史背景和正史故事,这样既了解了许多史实,又提高了对历史的兴趣;同时还懂得不少人间事,了解了一些社会情况,学得不少为人处事的道理、方法和学问。

我毕生酷爱京剧,也多次登台彩唱,但非常遗憾的是没有留下一些声像和演出记录。父亲保留的剧照和节目单,还有他手抄的剧本,以及我的手抄剧本大约有一小木箱,都成了1976年天津地震时他的“殉葬品”。据说这个小木箱是我母亲结婚时陪送的“白匣”,内存有父亲手抄的数十出老生单讲本、生旦双讲本,他所保存的演出堂会、义务戏的目录单和一些剧照,我手抄的费玉策全部《断密涧》讲本、手记孟小冬《捉放曹》录音本,特别可惜的是还有父亲手抄的高庆奎《赠绨袍》全讲、近云馆主手抄的《骊珠梦》全讲、张金印手抄的《兴赵灭屠》(《赵氏孤儿》)全讲。

 

附: 我所知道的天津京剧票房

(我之所以写这段,因为就我所知,虽然天津票房甚为兴旺,但记录的甚少。我在40年代期间,所去票房不少,故记之以为念。)

俗语说,京剧要“学在北京,红在天津”。直到现在也还是如此,不仅职业演员如此,业余演员也如此。京剧票房是业余京剧爱好者共同组织的活动场所。京剧票房在天津历来也是十分兴旺活跃的。京剧票房何时兴起我没有查考,一般说是产生在清朝的宫廷中,发展在清末民初。京剧“同光十三绝”中的刘赶三、卢胜奎就是票友出身,天津的孙菊仙也是票友出身。天津的票房老的我只听说有“雅韵国风”、“鹤鸣社”等,著名的票友如王颂臣、王君直等。我所知道一些天津京剧票房基本都是抗战以后到解放前的大体情况,也未必完整,仅以记忆所及作一简记,或有不足和错误,仅供参考。

当时社会上的民间业余京剧票房甚多。所以称“民间京剧票房”是指并不属于哪一个单位部门,是由一些社会各方面京剧爱好者共同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一般来说,每个票房都是一个独立组织,有社长、副社长、剧务、总务、联络等,有些是固定的社员,要交纳会费;还有些不固定的,有些业余京剧爱好者同时参与几个票房活动。票房每周有一二次“响排”,即按剧目系统排练,因系业余,故大都在晚间或假日。平时则只是吊嗓、练习、对戏,每年也有几次彩排,有条件的也可经常彩排,如永兴国剧社、中国国剧社,社内就有小舞台,可经常彩排。剧社经费除会费收入外,主要是依靠资助。就我所知,当时较为著名的票房有:

云吟国剧社:建立于抗战初期,开始坐落在惠中饭店旁华中里,后迁移到兆丰路好乐里。主持者是近云馆主(杨慕兰,因她是周学熙的四儿媳故又通称周太太)、刘叔度(建立不久即去世)、青云主人(袁文斌)、我父亲(讳觉民)、高海澄、蔡挹青、赵汉章、黄成兴、匡树芝、丁树铭、施晓光、从鸿逵、侯又庭等。前后在册的有40-50人,而常来常往流动的人员不计其数。当时不仅票界著名人士,就是全国各地著名职业演员(所谓内行)来津演出,有些也到这里拜会一下。我从1944年随父亲来此,直到1948年,基本没有间断地来这里活动。

永兴国剧社:坐落在河北路与锦州道交界处的一个胡同里。这里成员据我所知主要是一些自由职业者,有医生、老师、律师等,如著名眼科医生冯德华及其妹冯愫、周泽律师及其兄、王路孙(音)是一位老师(工武生,我曾观看其《黄鹤楼》饰赵云)。记得鼓师是邱玺忱。这个票房在天津很有声望,二楼有一小礼堂设有舞台可以彩排,我也曾去观摩过几次,故记之。

中国(原名“渔阳”)国剧社:社址在现和平路原泰康商场三楼,也是一个历史较长、较有声望的,也有一个小剧场的票房。丁至云、卞范吾、庄梓良等都曾在此社活动。我曾去过这里观摩,1961年曾与卞范吾同台演出“失、空、斩”,我演诸葛亮,他演马谡。我来天津后,师大曾组织业余剧团,庄梓良也曾来操琴。

新风国剧社:社址在解放南路天香池内,这也是一个较有声望的票房。就我所知,崔捷三(因表演过《定军山》故人称“崔大刀”)、张宏山、李子明等都曾在此活动。因无从联系,详情知之不多。

青年联谊会国剧社:初创于1946年暑假期间。当时我们一批青年业余京剧爱好者,杨培良、穆明德、孙如鼎、张金印、苏健、闫金锷、刘承森和我等人,因无处集会,只能在穆明德家所开设的餐馆休息时聚会活动。某日,苏健来谈及有人可联系青年联谊会筹建国剧社,因能有一活动场所,大家也就同意了。开始在沈阳道,后又迁移到绍兴道,最后该业余剧社固定在辽宁路,这时我因演出问题已与其断绝往来。辽宁路时期是青年联谊会国剧社最为红火时期,这时朱文鹏、寇鸿雯(后更名为谢鸿雯)、杜中、孙正华也都参加在内,并且多次“明场(公开)”演出,在天津影响很大。

除上述数家外,据说城厢西北角、河北锦衣卫大桥等处也还有多个京剧票房,因从无往来知之甚少。

除京剧票房外,还有“清音桌”(座),类似现在的“音乐茶座”。在这里听众是出资品茶消闲,剧场邀请票友登台“清唱”,不扮装的演唱,区别于化装的“彩唱”。这种场所在天津究竟有几处,我不太清楚。我所参加过演出的有三处:一为原中原公司(现天津百货大楼)六楼。记得是1946年初夏开业,负责人是郑瑞阶。这里平时在室内,夏天在“露天花园”,每晚邀请各处票友清唱。我在此演唱过《洪羊洞》、《贺后骂店》。二是惠中饭店一楼大堂,大约是1947年,开始不久就结束了。开幕时我曾与王泉奎、任志秋同演《二进宫》。三是我曾随冯小卓老师去河北鸟市一茶楼清唱一出《武家坡》,得知那里有一清音桌。

以上都属于社会上的民间业余京剧票房。有些机关、企业、学校也有业余京剧组织,如:海关、铁路(当时是北宁铁路局)、邮局,河北银行、银联,济安自来水、恒源纱厂、天津第三纺织厂,工商学院、工商学院附中、天津二中、三中等单位都有业余京剧团活动。这里也出了不少著名票友,如海关的从鸿逵,铁路的祝实甫,邮局的刘叔度、王竹忱,天津二中的刘耀增等。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此外,天津还有一些票友并不参加某个票房,只是三五友人在一起研究、娱乐、消遣。其中不乏佼佼者,如夏山楼主(韩慎先)、朱作舟、吴同宝(小如、少若)等。这是我所接触过或有所交往的,其他还会有。

总之,天津的票友是天津京剧中的一支有生力量,他们对推动天津京剧的发展和繁荣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和贡献。每当谈起天津京剧时,绝对不能忽略他们的存在。

 

关闭窗口

版权归天津师范大学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