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3-4月间一个周末的傍晚，徐五林同志突然来到我家，告诉我他听郝双禄同志讲我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消息来得突然，以致我不太相信，因为以我的情况看，怎么会当上人大代表呢？他还告诉我先不要声张，次日可见报。第二天是星期日，系里不取报，因此很早我就和妻子娜媛去万德庄文化馆看报，《天津日报》上刊登了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单，我的名字果然在内；心中当然高兴，但仍恐是同名之人。我大女儿徐祝知道后，也不大相信，就请她的婆婆找人打听，得到证实，这才算放心。后来又得到正式通知，照相、填表，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我就这样当上了人大代表。当时我尚未入党，是以党外民主人士名义当选的。1985年我入党后，由统战部改为组织部对我管理。在党内，我的条件就不够了，所以就未再当选第七届代表（本来我再次当选的呼声在市人大和代表中是较高的）。此后，我有担任了一届天津市政协委员，并兼任政协社会法律委员会委员。

第一次参加会议时，要选举常委及专门委员。提出候选人名单时，方才知道我被提名为华侨委员会委员。这又是出人意料的事，因为我既非归侨，又与华侨毫无关系。后来开会时，见到叶飞副委员长，他兼任华侨委员会主任；他对我讲，为了加强华侨法制建设，而我是懂法学的人，所以从各处代表中找到我。第七届人大我未当选代表，也就不再做侨委委员；因工作需要，继续聘我为顾问，又工作了五年。

我自己的经历说明，机遇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之所以当选人大代表，一是我非党员，二是当时我在师大的作用较大，故而能被推选。当时全国人大代表中法学界人士极少，故而我能被挑选为侨委委员。这都说明机遇的重要性。

十年中，我除了参加大会、列席常委会、参加一般视察工作外，我还参与了以下工作：

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起草工作，该法最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

1984、1985、1987年三次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世界议会联盟。

第一次，这是我国第一次参加该会。团长为耿飚副委员长，曾涛、吴茂荪为副团长，成员有梅益、邢一民、郑澍（当时浙江医学院院长）和我，秘书长为阎明复；此外，还有顾问、翻译和工作人员等若干人。出发前，在京组织学习，学习议会联盟的情况及有关知识，学习外事规则。

从北京出发，经过卡拉齐、贝尔格莱德，到达瑞士首都伯尔尼。在大使馆学习、休整后，即赴日内瓦参加大会。我这是第一次出国，心情很难形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特别是飞机经过天山的时候，有一种跨出祖国土地失去依托的空虚感。

出国确实使我打开了眼界，参加国际会议，增加了不少见识。我还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会上做了专题发言，说起这次发言，还有一个小插曲。本来，主题发言是耿飚副委员长，第二发言是曾涛同志，专题发言是梅益梅老。在发言前一天，突然通知我准备由我替换梅老做专题发言，对此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既已决定，只能认真对待，努力准备，熟悉讲稿。

返回时，我们在德国法兰克福停留约一天。在这里，我们参观了大教堂、大剧院、歌德故居、同盟军总部等处。同时，在此遇上当地群众集会，反对政府扩建飞机场，由此见到了西方人游行示威的有序性。这次出国的一大憾事是，我在驻瑞士大使馆同志的陪同下参观了卢梭故居、卢梭亭、日内瓦议政厅及焚烧卢梭著作处、卢梭纪念亭和宗教改革墙，这些以及在德国看到的一些景点我都及时照了相片；可惜冲卷时发现没有过卷，结果洗成空白，一点都没有留下痕迹。

第二次，团长由曾涛担任，成员有罗琼、邢一民和我，会议仍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召开。这次除伯尔尼、日内瓦外，我们还去了洛桑、苏黎士等地。我非常喜欢落桑、伯尔尼两地，因为这里反映了瑞士的独特风光。在洛桑，我和邢一民同志还在卓别林铜像处合影留念。

第三次，在张致祥同志率领下参加了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的大会。参加这次代表团的除我以外，记得还有彭清源（他是经济学教授，民革副主席）、冯德华大姐。这次，我们途径旧金山至墨西哥休整。在墨西哥一周间，除会议外，还参观了金字塔等名胜古迹及市容。在此，我看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落后状况，也感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到马那瓜后，更感到战火中人民的苦难生活。这里气候炎热，当时又值旱季，人们生活懒散，物资匮乏，食品供应紧张。如汽车不少，但都破旧不堪，甚至没有车头灯，晚间大都只有单灯；又如当地人喜食食糖，但需列队供应。我们在此游览了西班牙人居住区、火山、马那瓜湖等名胜。返回时，应李德全先生之妹夫的邀请去美国迈阿密游览三天。途经日本东京时，逗留三天，主要参观了市容。最后经由上海回到北京。

1991年，以全国人大为主组织了侨务系统的执法检查团，由林鹂蕴为团长，我随团参加。去向是广西、云南：广西去了南宁、桂林、北海，我还去了玉林（经过沙田，出产柚子的地方）；云南去了昆明、德宏（畹町、瑞丽——这是中缅边境地区）、我还去了腾冲（经过高里贡山，瞻仰了艾思奇故居，题写了“哲学一巨擘，革命引路人”的题词，品尝了当地的土产食品饵块，又名“大救驾”）。

在侨委任职期间，我还多次由陈之凯陪同去各地考察。计有：广东——广州、中山、佛山、江门、新会、东莞、顺德、开平、恩平、肇庆（古端州，以端砚闻名，参观砚厂时我题词“四砚之首，国之瑰宝”，并获赠砚一块）、潮州、汕头、深圳、珠海等地。福建——福州、漳州、泉州、莆田、仙游、德清、晋江、石狮、南安、马尾、厦门等地。浙江——杭州、绍兴、宁波、奉化等地。山东——济南、曲阜、泰安、青岛、淄博（在博山瞻仰了蒲松龄故居，我题词“狐鬼神妖，寓意其深”，还参观了古临淄新城及马俑墓）、潍坊（参观了风筝制造和展览及郑板桥事迹展）等地。新疆——乌鲁木齐、石河子、吐鲁番、吉尔吉斯、喀什等地。上海、江苏也去过一些地方。这些地方我不仅去过市、区，还到过最基层的村、镇（如福建晋江的石圳），确实长了不少见识，对我本身的成长起了不小的作用，详情和体会不再具体列举。

1992年，由人大侨委副主任林鹂蕴任团长，叶佩英和我为团员组成访加、美侨胞慰问团，梁国淮、郁万江、丁玉贤为工作人员。此次行程共一个月，经过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渥太华、蒙特利尔，美国的华盛顿、纽约、休斯顿、洛杉矶（参观了好莱坞影城）、旧金山。此行感觉很好，很热烈，大家很团结合作，有说有唱（叶佩英唱歌、我唱京剧，林主任有时也唱上一段）。

在人大任职期间，我还担任过一届中国-阿根廷议员友好团成员。

1990-1992年期间，我在全国人大北戴河培训中心举办的各地人大干部培训班讲授过两次“民主问题”。《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通过后，侨委由陈之凯主持举办了培训班，我做了一次关于侨务立法问题的报告。

十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华侨委员会的工作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