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有在吉林大学工作过。所以要谈谈我和吉林大学的关系，主要是因为我和吉林大学的联系比较密切，不同一般；特别是我与王惠岩的关系更为莫逆。我和吉林大学的关系必须从我与惠岩的关系说起。

我与惠岩并没有历史联系，尽管我们二人都是“国家与法的理论”教师出身，但在80年代以前从未相识。第一次见面是在1983年政治学会在昆明召开年会，我们被安排在一个房间住会。整个会议期间，我们一见如故，谈话非常投机，所谈内容十分广泛，可以说无所不谈。当时就觉得他很真诚、实在，此人可交。此后，二十多年来我与惠岩结成深厚友谊，以至成为至交，形成两校和我们个人之间相互支持、互相合作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的例证是举不胜举的，其中有几件事确实使我终生难忘。

1994年天津师大校方要求我申报博士生导师。开始时想挂靠在人民大学，因为我在人民大学工作多年，人际关系熟；而且天津距离北京较近，联系方便；经联系也得到“可以考虑”的回应，但到申报时因种种原因人民大学不能实现了（我是人大的老人，校内熟人甚多，情况大体相同者也多，相互影响、干扰）。在紧急情况下，我想到了吉林大学的王惠岩。当我向他提及此事时，他毫不犹豫地欣然应允。当时他还是国务院学科评定委员会成员，就我所知，在评定过程中，他确实尽心尽力地为我争取。这种友情，我是终生铭记的。

吉林大学政治学系是我国最早获得博士授予权的单位之一。20多年来每年都要进行一到两次博士论文答辩。开始时一次，很快就改为两次；少则3-5人，多则10余人；先后涉及政治学理论、中西政治思想史、行政学、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学科。从第一期董俊川起，我就参加答辩委员会，有时任组长，有时是委员。除2003年非典时期外，我一直没有间隔，而别的委员则更换过多位。最值得记起的是1993年冬季，我的二女儿病危住院。突接王惠岩通知，约我参加博士论文答辩，盛情难却，我稍做安排，连夜赴长春，次日凌晨到达，旋即参加答辩会议，会后又随即返津。

以上事件大的不是很大，小的确实很小，都是生活中经常会遇到之事。我所以提及主要是想说明我们两家互相支持、互相理解的深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