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天津师大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与其他高等院校有着较为广泛的联系。有的学校做过专门记载，还有些学校虽曾提到，但未专门记述。如华中师范大学，这是我第一个到外校去讲学的单位。在1983年，当时华中师大科社研究所主任高原同志（他是一位老同志，后来曾任华师党委书记，我与他是在政治学会认识的）约我为他们的硕士生讲授中外政治思想史（同时还吸收了中南地区高校教师参加），共六周时间，每周三次上下午。再如北京师范大学、外交学院、云南省委党校等，我都曾为其硕士生或学员讲授过政治思想史。不过，基本上讲课结束后，就很少联系了。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复旦大学和吉林大学，因为与我有着特别的关系，所以要专门说上一些。

关于复旦大学，主要谈这样几件事。

我来天津师大后，与其他高等院校的联系，除去人大、北大以外，最早的还应是复旦大学。早在1979年底或1980年初，经人大党史系老朋友桑咸之介绍，接受复旦大学国政系浦兴祖来师大进修西方政治思想史。原来复旦经介绍找到人大进修，联系后，得知我已调来天津。本来复旦与天津师范学院不在一个档次，但当时复旦国政系负责人之一的王邦佐同志在“就人不就校”的思想指导下，还是派浦兴祖来进修一年。一年中他与高建、王乐理（正式硕士生）、刘小林（北师大进修生）组成一个班学习。从此，我与复旦建立了联系。浦兴祖与我们也形成了知己至交，二十多年来关系未断。

浦兴祖之后就是与王沪宁的关系了。王沪宁当时是复旦国政系的硕士生，导师是陈其仁先生。陈先生是研究经济学的，主攻《资本论》；而王沪宁适应当时复旦国政系的需要，要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他学位论文的题目是“西方主权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为此王邦佐同志还特意携王沪宁等人（据谭君久说他也参加了访学）来津，一则交换学习心得；二来指导王沪宁的论文。后来，还曾设想在我校为他申请硕士学位（因为当时国内只有我校有政治思想史硕士授予权），因条件未谈妥而作罢。因此，当时报刊介绍王沪宁被评为我国最年轻的副教授时，还将我列为指导教师之一。

与复旦大学的另一个联系是，1982年中国政治学会为了为新恢复的政治学学科培养教学与研究人才，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师资培训班（后来被戏称为政治学的“黄埔一期”）。该班聘请了全国政治学各个学科的知名学者来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课是由我讲授的，每晚讲课，共一周。这批学员对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目前大都已成为各地高校和研究单位的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教育部委托我校举办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培训班，复旦大学也派了徐XX参加学习。因有浦兴祖在，该生后来并未从事教学工作，他在国政系担任过总支书记，又调到复旦附中担任校长职务。也就在此时，教育部还委托我主持编写《西方政治思想史》推荐教材。在组织编写成员时，我们邀请了浦兴祖参编古代希腊、罗马部分，王沪宁参编现代部分，直到1985年该书正式出版，其中包括讨论及定稿，我们联系颇多。这也是我与复旦大学关系的主要部分。

此后，我与复旦的大型联系就不多了，但在一些会议或研讨时仍然与复旦的同志经常会面，特别是与王邦佐同志因为政治学会的关系更是经常一起活动，至今联系也未断绝。当时此事还引起华东师大王松同志的意见，他曾表示“请你也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按邦佐同志的水平接待你”。其实，我与王松在国家教委中学政治课教材评审委员会过从不少，我与华东师大的吴铎教授（他担任过党委副书记职务）在中学政治课教材评审委员会也长期共事，关系很好。这并非有任何偏见，而主要是与复旦的共事之处较多，所以来往也较为频繁。我虽长期想还此夙愿，可惜直到90年代才达到目的，去华师做了一次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