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南开大学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要从北京调来天津时和来津后的几次交往。

1971年人大解散时，教工都在干校，等候重新分配。这个工作进行中，为了解决一部分两地分居问题，曾把一些人的档案分送各地的高校。我和其他一些同志被分到南大。当时由于“左”的路线的关系，我未被接受。我虽然想进南大工作，但未能实现。

1978年我调来师大。来前，同志们的看法就不一致。大部分人认为解决两地问题还是来好，有的同志则认为师大条件差，不适合我们做学问。当然最后我还是决定来了。来后，工作安排和生活照顾都还算好，我也逐步安心了。1980年我校和南大分别建立法律专业。当时我还在修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同时协助系主任陈文蔚创办法律专业。这时杨瑞森同志来找我，谈及可推荐我去南开筹建法律系（大杨对我调来天津师大帮了不少的忙）。当时我和老陈、小谢、朱一涛正在研究修改书的事。大家又议论起来，分析去与留的利弊，各有道理。最后，我认为像我这样的人“师大不多，南大不少”，从个人的发展考虑，不如留在师大。就这样，我就失去一次去南大的机会。

1984-85年间，南大政治学系主任去世。一次方克立同志来找我，谈及如愿去，他可联系到政治系工作。而且，校长滕维藻同志也有此意，只恐师大不放。当时我在师大已站住脚了，工作生活都安排得很好，我已任系主任。一有前面的认识，再者我觉得“师大待我不薄”，不忍舍弃。这样便又第二次回绝了，而又失去一次去南大的机会。

1989年初，我从政法系主任岗位上退下来。这时南大校党委书记温希凡同志想约我去主持法律系的工作，并通过孙光捎来信息。新正初二，温书记以拜年为由，亲自来我家。这次我们做了长谈，从上午九时谈到将及中午一时。涉及的问题很多，有关我去南大法律系工作的问题是中心话题。我的考虑是：1、我刚刚因为年龄原因在师大退下，南大又请我出山工作，恐有碍两校关系；2、我年事已高，当时我已61岁，为搞好工作，每天坐班往返用车如何处理；3、我的住房问题如何解决；4、特别是南大法律系工作不好做，我并无信心搞好，弄不好有失我的声誉。我还曾提出能否在师大的关系不转，而在南大法律系兼任系主任。温书记则主张我可继续在师大兼职，而关系转到南大，并讲这是他与母国光校长等商量过的。最后，我以“不识抬举”的说法结束了这次谈话。

总之，三次去南大的机会都未得实现，理由第一次是“像我这样的人师大不多，南开不少”；第二次是“师大待我不薄”；第三次则是“不识抬举”。当然，这并不等于我与南大并无关系往来。

1980年我校和南大同时创办了法律专业。我们的方针是“走出去”和“请进来”。所谓“走出去”，就是我们派出几个学生到北京的人大、北大等大学的法律系随班学习；“请进来”，就是把北京各大学法律系的著名学者请到我校讲课。不仅学生听，老师也听，因为我校的老师虽然都是学法律出身，然而大都长期脱离法学教育岗位，需要恢复专业。这既可培养青年教师，又可帮助老教师提高业务。这样，我们连续进行了四、五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请了南大的老师来讲课，如周长龄、王宗华等人大的老校友。1995年时，南大法律系主任潘同龙约我为他们学生讲课，当时我虽然很忙但也答应下来，在南大法律系讲了一个学期的西方法律思想史。

至于南大政治学系，关系可以说是更为密切，他们许多青年教师都与我有联系，都得到我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自从1997年秋季朱光磊同志担任系主任以后，南开大学政治系的情况有所改变。几次杨龙来都谈到朱要来我家，征求我对南大政治系办学的想法，同时考虑聘任我为兼职教授的问题。朱光磊于10月中旬来我家，又谈到此事，不想很快就实现了。1997年10月31日下午三时在南大教学楼四楼教室召开了政治系全系师生大会，由研究生院副院长王永祥教授授予我南大的兼职教授聘书，聘期为三年，并赠我“叠层石装饰品”的纪念品，上刻“南开大学·1919”字样。会后，我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问题”的报告，算是我作为南大教授的第一次讲课。报告前，我答谢了南大对我的信任和支持，介绍了十几年来我和南大的交往；谈了我自己的“一老一少，一大一小”（“老”是指我的资格老，“少”是指我的知识少；“大”是说我的影响大，“小”是说我的学问小）；也谈到我们老年人的思维方式一般都比较老，但我自认为“老而不旧”。课后，下午五时在朱光磊、杨龙、葛荃陪同下，在南大碧云天饭庄与刘泽华先生晤面并共进晚餐，席间主要话题是关于南大政治系申报博士点的问题。我谈了自己对此事形势的看法，总的意思是今年南京大学、上海师大等校都要申报，竞争力较强，刘先生在政治学界的影响不如他们；因此，有可能，但没有把握，可以由校方和系方作些工作和努力。这种看法刘先生并不以为然。晚宴至八时结束，宾主欢愉而散。这也是我和南开的一段因缘吧。

总之，我虽然未去南大工作，但与南大联系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