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两校是我工作时间最长的单位，可以说占据了我一生60%以上的时间；也可以说我的成长、成熟和发展主要是在这两所学校。从1978年6月起我来到天津师范大学（当时是天津师范学院）至今已将及三十年，故此值得一记。

我调来天津主要是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我爱人石娜媛是天津著名大户杨柳青石家的后裔，不过她所属支脉早已衰落贫困。她高中毕业后进入供应食宿的高级护士学校学习，后分配到天津总医院任护士长；旋即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结束后被保送到天津医学院学习小儿科专业。她1955年毕业分配到天津儿童医院，一直工作到1998年。我与娜媛相识是在1955年春，由我七姑介绍。经过将及一年的交往，我们于1956年初结婚。婚后由于各种原因我们过了二十余年的长期两地生活。固然我个人在北京工作、学习避免了许多家庭事务的困扰，在做学问上有许多的方便；但在实际生活中也确实带来了不少困难，我经常往返奔波于京津路上不说，特别是有了两个女儿之后，全部负担几乎都落到娜媛肩上。尽管我的母亲带管大女儿徐祝，她的母亲带管二女儿徐佑，但总的责任还得由娜媛承担。她是一个医务工作者，而天津儿童医院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所以她不仅工作繁忙，而且对家务不仅操劳，还要操心。虽然她也曾多次要求调动，但因形势多变，始终未能解决。1970年人大解散以后，我曾想借机调来天津，人大也曾与南开大学联系过，但未成功。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我的父母双双罹难，娜媛与大女儿徐祝受重伤，这更触发我团聚的意念。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杨清文，他是人大国政系66届的学生，对我的处境很是同情，主动提出设法帮我调来天津。与此同时，人大的同事杨瑞森（他是人大61届哲学系毕业留校工作的，在校时即相识，到干校后又有来往，此人为人热情实在，1970年时也是为了解决两地问题调来南开）因亲戚看病的原因认识了娜媛，他对我们的情况既理解又同情，也主动提出要帮忙解决我们的两地问题。二位杨同志不谋而合地为我的事奔走，而且都找到天津师范学院的政教系。据闻，当时政教系的领导很愿意接受我，可是经过辗转，直到王金鼎同志恢复工作后，此事才最后定下来。前后经过大约一年多的时间。

师大决定接受我后，系里曾派金刚、许可诚二位同志去北京与我接触，我在双榆树餐厅以便餐接待，交谈甚是融洽，许、金二位是我最早认识的师大的同志。经过这次交往，我来师大基本成为定局。

在我决定来天津师大时，曾征求人大一些同志的意见。有人同情我的长期两地分居诸多不便，赞成我来天津师大；也有的同志认为天津师大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人大或北大，仍应克服困难等待时机再议；其说不一。当然，主张我来津的还是多数。当时回人大、留北大我都有主动权（直到我调来天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还曾有意调我向我发来干部登记表）。最后，几经分析我还是决定来天津师大。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当时调动工作必须经男女双方个人及单位同意。师大同志去天津儿童医院征求意见时，院方反映我爱人并未明确表态，不好决定。为此，当时的系主任苏坨同志和许可成、金刚二位又到儿童医院我们住的临建找我谈话，动员娜媛同意我来师大工作。当时娜媛明确表示，来与不来由我自己决定，她决不拉后腿；今后如不遂心，不要责怪她们母女。这样才算最后决定下来。我在与娜媛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深切体会到她为人小事马虎，大事不糊涂。如我来天津工作的事，她的态度十分明确即由我个人决定；文革期间她对江青的看法始终非常明确，觉得她的表现有失主席夫人风仪，只是从未表态而已。

来津前，在京还有一个小插曲。北京大学国政系热情挽留我；人大正准备复校，开始时人大复校委员会不放我，徐景秋（系主任）甚至讲可以分给我三间一套的住房，复校后再努力将我爱人设法调来北京。经过反复商谈，人大始放行。

1978年6月10日我正式由北京大学转到天津市人事局报到。从此，我就诀别了北京，转入故里，至此结束了我和娜媛二十余年的两地分居生活。至今我们相濡以沫50余年，目前唯一的愿望就是相扶携老，共终此生。

我在北京生活将及30年，辗转于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一旦离别，心情确非笔墨所能表。回想自己的成长，至今我仍然认为我来天津能够展开工作主要靠人大和北大这两杆“大旗”。我曾说，我虽生长在天津，但在天津既无根子，又无后台；我来天津主要是靠人大和北大这两杆大旗起家的。

报到的同日我即赴师大并转入政教系，总支书记于大者同志接待了我，态度甚好。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可把你盼来了”，当时我很是动情。从此，我就开始了人生旅途中的一个新阶段。

来师大后，经过观察，确感师大无论硬件还是软件与人大、北大相比都差距较大。刚来时，我一方面比较生疏，另一方面还有修改统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任务，无暇顾及其他。经过1979、1980年以后，我开始感到自己应有所作为了。我一方面努力教学和科研，另一方面利用我在北京的关系约请了人大、北大的一些著名学者来校讲学，藉以增加教师们的学术信息，提高教师们的学术水平。吴树青、萧前、李秀林等著名学者都曾来过师大，此外还请过王方中等来校讲课。1979年我开始招收硕士生，1981年我校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人大1978年复校后还约我为新招的第一届本科生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这是我在人大最后一次讲课。我们招收的硕士生还请了人大、北大的一些老师，如乐燕平、沈宗灵、林榕年等都曾为我校研究生讲课。

1980年我还做了两件事。其一，天津市政府胡启立市长为了依法治市，要聘请市政府法律顾问，在师大选中了我（另一名是南开的潘同龙）。这个工作我一直担任到1999年。其二，当年天津高考分数线较高，落榜生较多，为了使更多青年不失求学机会，同时为了发展法制，市政府决定在南开和师大设立法律专业。由于我学过法律，又曾在人大法律系执教，校、系领导就委托我一起参与筹建工作。首先我们确定办学宗旨是按照一般政法院校式办学，属于非师范专业，目标是为本市政法机关培养工作人员。这是在教育部备案的地方师范院校设立非师范性法律专业的最早尝试，为此当时教育部副部长彭沛云还专门来天津师大调研。与此同时，我还利用在北京高校特别是人大的关系，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开展工作。经过多方联系：一、我们在人大后门外租用一间民房，从系里77级学生中选拔四名学生送到北京学习，主要挂靠在人大，与人大法律系88级学生共同学习法律专业课，其中李旭、梁津明、贾邦俊已成为我系法律专业的教学骨干。后来韩志红和80级的四名女生也去了人大学习进修，81级的阮大强曾到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进修，李昭还到武汉大学学习进修过。二、虽然我们引进了几位法律专业出身的同志（人民大学毕业的刘维贤、曹康，中国政法大的王力生、从希斌，中南政法的张恩蓉），但都长期脱离专业工作或者并未从事过法律教学，即刻上台讲课一时恐怕难以适应。当时我们决定80级法律专业的教学人员主要从北京各高校法律系聘请，我系的老师进行辅导，同时熟悉专业。人大的孙国华、林榕年、曾宪义、高铭暄、佟柔等著名法学家，以及北大和政法大的一些老师都曾来我系讲过课。这样，经过一至二年，我系的老师先后都能独立进行教学工作了。

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建立，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我不仅被天津推荐为代表，而且还当选为常务理事。此事有赖于南开大学的王（赣愚）老。我与王老结识是在1956年，当时他任天津司法局长，为了培训司法干部，组织大家学习法学基础知识，特约人大老师来津讲课。教研室主任吴玉璞为了照顾我（我和娜媛当时分居津京两地），就派我来津。这样，我就和王老结识了。我调来天津后，曾去看望过他。故此，在筹建政治学会时，他便约我参与其事。后来我在中国政治学会担任第一、二、三届常务理事、第四届副会长及第五届顾问。（附：在2007年的年会上，我仍被聘为顾问，并授与“特殊贡献奖”荣誉证书）。天津政治学会原来想从实际部门邀请一位领导同志担任会长，后因久久未果，筹备会乃决定由我担任，一直至今。

刚来师大时，政教系领导曾约我商谈专业事宜，希望我转教“共产主义运动史”。我以自己已半生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既有基础又有兴趣，不愿再改行从事其他专业为由，予以拒绝，此事乃作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抉择是十分正确的。政治思想史专业开始只有我一人，后来也只是几个人；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终于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否则，在传统师范教育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是不会得到发展的。

适逢其会，1982年教育部高教司文科处长谭东晨同志知道我已来天津师大，为了适应当时发展政治学学科的要求，教委便委托我校举办西方政治思想史师资培训班，由我主持此项工作。这个培训班共进行了4个月，大约有30多人，目前仍旧活动在本专业的，就我所知的有云南大学的马啸原、郑州大学的马德普（现已调入天津师大）、西南师大的李国安、西北政法的王楷模等。这个班以我为主讲，原想请朱一涛来帮忙讲一些，但他有课不好分身，乃转请辽宁师大的刘承学。与此同时，国家教委还委托我主持编写《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高教部的推荐教材。也就在这个时候，复旦大学与中国政治学会联合举办政治学教师培训班，约我去授课。自是之后，许多高校陆续约请我为本科生、研究生讲课，其中最早是1983年华中师大举办了以他们的硕士生为主的中西政治思想史培训班。

经过几年的工作，校、系领导对我的政治品质、业务水平、工作能力、思想修养和社会影响都有了新的了解，主要是三件事：从北京请来不少知名专家；参与创办法律专业；我个人在政治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在一次校职称评定会上，当时的李继之校长对我的思路有了了解，并极大影响了他对我后来的认识。我来师大的近二十年中，首先决定我来的是王金鼎同志，可惜我来后十余天他就调离了，与他接触不多。其次对我比较关注和关心的是李继之校长，与他联系较多，也能交流思想。直到他逝世前，我去看望他时，他虽已不能言语，但我讲的话他还是能够理解的。

经过考察，1983年原系主任陈文蔚同志调到教务处任处长，校方便任命我担任政教系主任。我自己从来没有做过正式领导工作，为此，我向校方提出（当时谈话的是党委副书记张瑞庭）：一、既然领导信任我，我会把它当作事业做，一定努力干，并希望校领导多多给我支持；二、以一年为期，我如不能胜任，我个人可以提出不干，校领导也可撤消对我的任命。同年，我又被学校推荐并当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我担任系主任的时间是1983年9月到1989年1月。这个时期正逢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次高峰。全国的改革已从农村发展到城市，已从经济领域发展到其他各个领域，可以说全面展开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大业。这个时期我个人的情况也有了新的变化。我不仅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而且担任了人大华侨委员会的委员，三次代表我国赴瑞士、尼加拉瓜参加世界议会联盟。再加上这个时候我参加全国的学术活动也比较频繁，学术界的联系也开始增多。这些经历使我走的地方多了，与社会的联系广了，从而眼界开阔了，思路放开了。当时面对改革大潮，又身处天津师大的具体环境，我是多么希望乘此大好时机把师大推向新的高度，切实摘掉“大中学”（我来天津后就有人向我介绍天津师院的绰号“八里台大中学”）的帽子啊！为此，还在我担任系主任的初期，我就全力投入教育、教学的改革活动。适逢其会，1983-1984年期间，学校也提出改革的想法和要求，并指定政教系和化学系为试点单位，这更增加了我改革的勇气和信念。我认为一个人要想干点事业，必须认清方向，有胆有识。所谓“胆”就是勇气、魄力、胆略；而“识”则是知识、学识、素质、修养。我自己虽胆不大，识不高，但还是有心向这个方面努力的，即不断提高自己的各种水平，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些贡献。当时我的改革思路主要有：按实际需要重新组合师资队伍，实行聘任制；深感当时政教系学习科目过少，知识面狭窄。为此，我主张重新制订教学计划，减少每门课程的课时，增加科目，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增设第二课堂，加强人文素质培养，加强英语学习，增加数学课和书法学习（特别聘请了余明善先生讲教）。另外，我认为一个大学生，特别是作为政治思想教育的教师应增强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各方面修养，提高文化素质；鉴于学生与社会联系很少，而且在校内劳动收获不大（当时学生劳动课都是在校内），我认为学生应参加公益活动，走向社会，如组织学生去服务社会，参加公益劳动；曾到过掩骨会副食店、重庆道副食店、国际商场等处劳动、学习。

然而，我的改革方案在当时的条件下，并未得到全部实现。但在当时的大形势下，我的改革信念并未动摇。在系内，我还是尽可能地进行一些职权范围内的改革试验，主要是教学改革，如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第二课堂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我们系压缩各课的课时，增加课程门类，开展社会实践，强化外语教育，提高书写和演说能力，等等。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当时的思路是正确的。我的改革方案实际是以培养素质为主的，只是当时没有提出也不懂得这种说法而已。

从1983年到1988年可以说是我的“黄金时代”，无论校内还是校外，干的都是非常红火。

1985年10月我终于入了党，实现了我多年的宿愿和追求。除了校内工作外，我还在校外担任大量的社会工作，有政务的，如全国人大、市政府；也有学科的，如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教委中学教材审查委员，以及其他各级学术团体的职务。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关于入党，我早在1949年就提出了。不过，当时对党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只是觉得“参加革命就要入党”，“入党光彩”。但是，由于我的家庭历史问题，长期没有得到批准。我虽然表现一贯很好，人民大学在教学上也以我为骨干力量，但既不能入党，也不能提干。我时常因此而苦闷，有好心的同志劝我做“党外布尔什维克”。每次政治运动我虽想积极参加，但经常受到限制。1957年反右斗争运动时，我虽被列为积极分子，但不能吸收入党。当然，随着学习、工作和年龄的增长，随着个人觉悟的提高，我对党的认识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争取入党已成我矢志不渝的信念，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更考验了我跟党走的决心。来天津师大后，校、系领导都很关心此事。当时曾有好心的同志（如刘瑞歧，原为市政府秘书处处长，后升任副秘书长；我与他相识是在天津政治学会筹备期间，我们同是筹备组成员，在市政府也曾共事）出于对我的关心，提出“你想入哪一个民主党派我都可以介绍”。对此，我都一方面表示感谢关怀，另一方面则以“我如不能加入共产党，便一生不再提参加政党之事”回绝。最后我的入党愿望终于实现了。

1988年夏秋，因我已任职五年且年过60，学校调整系领导班子，我便正式卸任。在学校方面，我曾担任过一届咨询委员会主任，这是在高静担任校长的时候；后来又改为校务委员会，我担任副主任，实际是虚职。

卸任后，我的其他工作还是照常进行。不过，社会工作开始减少。1993年全国人大换届后，我不再担任侨委的顾问；新一届的市政协我也不再担任委员；市政府的法律顾问也因年老不再担任。当然，学术活动并未减少。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国家教委中学政治课教材的审查委员都照常担任；1996年中国政治学会改选换届，我被选为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我仍担任理事。

1989年动乱时，我已无官一身轻了。当时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行动是很有分寸的。在学生中我还特别讲过一次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态度（当时我正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大意是罢课我不赞成，游行要经批准，邓小平绝对不能“反”；同时我还第一次讲到近代中国的几代伟人，应该认识到邓小平是当代中国的伟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反”掉邓小平中国就要“乱”起来。

从1979年起，我开始招收硕士生，第一届是高建和王乐理二人，同时北师大的刘小林和复旦大学的浦兴祖作为进修生也来学习。1982年又招收了第二届，包括吴春华、丛日云、汪琦，其后各届先后有罗敏、常士訚、孙红军、孟起等人。其中高建、吴春华、常士訚留校任教，高建、吴春华先后被批准为硕士生导师，自孟起后的各届硕士生就由他们分担指导了。直到1993年我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挂靠在吉林大学。我自1995年开始在吉大招收博士生，第一届为常士訚，第二届为杨龙。1995年我校126工程实现了（1是博士单位，2是两个博士点，6是六个硕士点），我们学科和沈德立教授主持的发展心理学被批准为博士授予点。1997年开始招收我校自己的博士生了，我第一届招收了两名博士生，丛日云和张喜阳。

还有半年多的时间，我来天津师大就二十年了。这二十年的时间，适逢改革开放的年代。1978年我来时正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同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适逢其会，我调到天津师大，这个形势给了我一个极好的机遇。南开大学曾三次约我，我未应允，最根本的原因是师大这个舞台给了我一个更好的展示空间。尽管师大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比起人大、北大、南大来有较大差距，但20 年来对我不薄，我也愿以自己所能为师大效力。（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