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底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志先后从江西干校返回北京。原校园已被二炮机关使用，回京的同志大都分散在各处。学校已解散，究竟今后去向如何还不明确。传说很多，人心不定。我个人当时也是百无聊赖，不断地往返于京津之间。

直到1973年初，北京市委决定，人大的教师和干部，按系、处的编制分别分配到北大（中文系、法律系、国政系）、北师大（党史系）、首都师大（历史系、经济系、哲学系等——可能有错）。我随国政系去北大国政系，当时分配到共运教研室。我在北大工作直到来天津师大为止，共有五年。这样，在我的历史中又有一段与北京大学的结缘。

在北大的五年，正值文革末期和为改革开放的转变做准备的时期（当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已经开始）。这五年中，一些与“运动”相关的事，不提也罢。不过，从工作上说，也做了几件值得记载之事，也算我工作历史中的一段，也算我在北大的贡献。

首先，去北大时开始主要是搞运动。不久就开展了“批儒评法运动”，因为这涉及中国思想史问题，我就被安排参加这个工作，后来还到北京汽车公司宣讲。74年新生入学后，即率领学生们赴清河毛纺厂“开门办学”，同时宣讲批儒评法。所以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为我们后来编著《中国政治思想史》。

1976年，提出教育要走向正规化。这时工宣队的蔡师傅找我谈起国际政治系的教学计划，问我是否需要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并编写一部教材。我表示完全赞成，并提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绝不是“儒法斗争”所能概括的。我们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是要探寻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规律，按照毛主席所说“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经领导批准后，旋即考虑组织写作班子问题。我提出有陈哲夫、朱一涛和谢庆奎几个人（朱是人大的老搭档；陈是在北大的新交，过从较多，对他的学识有所了解；谢是70届毕业生，刚下放返校，与老陈关系不错，我们也一见就说得来）。后来，系里就决定小谢牵头由我们四人组成一个写作小组，完成此项任务。

班子组成后，我们就开始研究讨论、编写大纲、分工写作、形成初稿。在这期间，小谢还从图书馆借用了一间研究室，我们就在那里工作、学习、讨论了一年的时间。当时北大图书馆专门开辟了一些研究室，供教师查阅资料，进行课题讨论之用，并提供一些方便条件，环境既方便又安静。现在看来，这种办法为综合性大学的图书馆如何为教学和科研服务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开始我们编著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后来又编著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

初稿完成后，正值当时北京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来校约稿，系里就推荐了我们的书稿，后来出版社以“政治思想”方面的书应谨慎对待为由退回。适逢吉林人民的阎青山同志也来约稿，他取走书稿后不久便反馈回来，准备使用出版。不过，近代政治思想史部分打算用人大桑咸之的书稿，我们的只用古代政治思想史部分。这样，出版问题就算敲定了。同时还决定由我进行统编。

此时，我已决定调到天津师范学院工作，原定的统稿任务只能带到天津完成。后来，陈、朱、谢、阎还专门去天津讨论最后定稿。直至1981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一书才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解放后我国第一部新编写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1]我们也算为国家、学校和学科做出了一点应有的贡献。现在看来，此书虽然受当时思想的影响，有些观点还需要斟酌；但总的来说，此书基本观点和线索还是正确的，文字还是比较精练的，作为参考还是可用的。可惜，此书现在已经绝版了！

其次，在北大几年中我还正式为学生系统地讲过几次课。第一次是1975年为74届工农兵学员班主讲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当时讲授经典著作的盛行方法是所谓“逐章、逐节、逐段、逐句”地讲解。我一改这种流行的方法，从列宁写作本书的具体背景、本书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全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观点、各章的逻辑关系和要领等方面进行讲授，主要是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并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论。讲授后，学生反映较好；74届辅导员张澍同志听后说是第一次听这样讲经典著作，很有收获。其实，这种讲授方法我是从何思敬老那里学来的。

再一次是1977年为75届工农兵学员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这是北大国政系第一次开设此课。记得还是在50年代的时候，北大国政系就曾派吴XX老师去人大找我联系，筹备开设这门课程之事，后来中断了；也是在50年代时，北大法律系的王哲同志也去人大找我，研究开设“政治法律思想史”的事。后来北大法律系正式开此课了，是王哲和张宏生共同搞起来的。直到我去北大后，张宏生在校文科教改组工作，还曾提出要法律、国政两系共同组织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并编写教材。不过，只是谈了两次，并未具体操作。

这是我正式走上北大讲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每周上课四小时，共讲一个学期。50年代我在北大旁听朱伯昆先生讲中国哲学史时，前两节是在一个教室，后两节又要到另一个教室，当时觉得很有意思。这次我自己也要亲身体会两个课堂讲课的味道了，前两节在第一教室楼，后两节又要到哲学楼。这个班的学生目前有联系的记得有李宝俊（现任人大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林纾（现在人大国际关系学院任教）。

我在北大的时间只有五年，在我生活中所占比例不大，只有百分之几。但是她在我生活中却打下了深深的印记，她对我后半生的成长产生了重大影响。几年中，我为学生讲了课，结识了许多朋友，有的成为至交，但最重要的是我潜移默化地接受了“北大精神”的熏陶。在当时条件下，这种影响虽然是有限的，但却是有用、有力的。这一切是我终身受用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