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作为整个改革来说，还不过是万里长征刚走完第一步，以后的路程还很长，并且更艰巨。日前，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已引起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对目前的形势做了客观的分析，指出了当前突出存在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公、党政机关中的某些腐败现象等三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全会提出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以便使不可逆转的改革继续前进。同时采取果断措施，提出今明两年改革的重点是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为今后更加深入的改革打下基础。

在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过程中，人们逐步认识到要想深入地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必须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当前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与困难，固然有许多体现在经济问题上，需要从经济方面去着手解决。但是，如果不从政治体制上考虑，并相应地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目前存在的各种经济上的问题就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改革也无法进一步深入。因为，当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既与经济体制有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体制的制约。目前的经济秩序能否整顿好、经济环境能否治理好，经济体制改革能否深化，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是改革的根本目标之一，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促进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腾飞。这就决定在制定改革的总体战略和具体的改革措施时，必须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为出发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是一个综合的体系，它不仅包括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观念。这三者相辅相成、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缺一不可。因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就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建立了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观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才算真正建立起来。因此，绝不能设想能用传统的适应计划经济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等来管理和评价以新的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客观上要求政治体制改革、观念的更新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

毫无疑问，适应商品经济需要的政治体制（包括文化观念）要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完善。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速度、广度、深度以及人们观念转变的程度，归根到底要受经济发展状况的决定和制约。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也应看到政治体制对经济体制形成的反作用。即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如何将直接推动或阻碍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政治体制在某种意义上又具有超前性。亦即只有建立新的政治体制，才能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机制，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保证商品经济沿着健康的道阶运行。如果在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忽视或不重视政治体制对新的经济体制形成仿反作用，那么，旧的政治体制很可能会日益成为发展商品经济、建立新的经济体制的障碍，也会造成经济上的混乱。在这个问题上，审视一下中西方经济发展的经验是有益的。

在西方，西欧的一些同家，近代商品经济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形成的。在开始，为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集中统一的主权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与新兴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产生了矛盾，并且日益尖锐，最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方式，推翻了封建专制君主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从而适应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资产阶级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先有经济而后政治，是让政治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经济服务，国家、政府只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管理者，是资产阶级的“守夜人”，经济完全掌握在资本家私人手中。国家、政府与直接的商品生产过程是分离的，它并不直接参与商品的生产经营，而只在宏观上加以协调和控制。虽然，随着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进入垄断时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从开始的“远离”而发展到干预，亦即国家不再像早期那样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而是积极干预，以维护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但是，政治与经济的根本关系没有变化。如果用一个比喻来概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关系，那就是，资产阶级是先有钱，再争权，用权来保护钱。当然，权也帮助资产阶级赚更多的钱。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和不断发展新秩序的内在要求来看，完善起来的政治体制由于它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同。回顾历史，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最后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我国在经济上基本上还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状态下，商品经济并不发达，这就需要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建立新的经济，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时，我国新的经济体制是在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产品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所建立的政治体制的基本特点就是政治与经济的统一。从政府与企业关系来说，国家、政府既是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同时也是企业的经营者，是三位一体的。这种政经合一的体制表现为政府对企业的微观的直接指挥，而不是宏观上的控制和调节。这种体制是与产品经济形式相适应的。如果用一个形象比喻来说明这种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那就是，这种体制是一种先有权，后有钱，权与钱相结合的体制。

3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为了进一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使我国真正走向繁荣富强，必须进行改革，自上而下的有领导的改革。在经济上就是要以商品经济代替过时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新体制。要发展商品经济，也就必须改革那种政治经济高度统一的旧体制，使政治与经济分离，使政治适应经济发展要求，并服务于经济。要改变过去那旧体制，只着眼于经济体制改革是不行的，政治体制的改革和观念的更新必须同步进行。

从发展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来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拥有企业进行生产活动所必须的内外条件。就内部来说，作为商品生产者，必须拥有人、财、产、供、销的全权，必须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就其外部条件来说，必须有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必须有一个发育健全的市场，国家对于所有的商品生产者必须一视同仁，法律必须平等地保护不论其所有制性质如何的商品生产者的合法权益。而这一切内部、外部条件的具备，仅靠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不行的。过去那种适应产品经济需要的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旧的政治体制必须同步改革，过去那种适应产品经济、“一大二公 ”的旧观念也必须随之转变，否则，势必阻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影响建立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进程。

当前在经济领域里出现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社会分配不公、腐败现象等问题，究其根源，其中之一就是由于我们过去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观念的更新的不配套引起的。具体地说，旧的政经合一的体制在新的商品经济环境下无法适应，政企不分、观念陈旧是其直接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些问题的出现是必然的，如果不从体制上尤其政治体制上入手，随着旧的政治体制与新的商品经济机制经济的矛盾的加剧，出现的问题将更多，形势也将更为严峻。

另外，目前在经济领域中出现的问题，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以及包括文化、观念问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这些经济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认为政治就是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确立一定的社会秩序，从而使人过好共同的生活。一方面，经济关系的协调本身就是政治，而对经济关系的协调又是通过国家法律以及党和政府的政策来实现的。政策、法律显然是属于政治范围内的东西。另一方面，经济领域中的各种关系如果协调不好的话，就势必会引起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政治上的不安定。比如，我国目前的经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过热，以及经济活动中的令不行、禁不行，各行其是，地方保护、地区封锁等等，都牵动全身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好与坏，直接影响到改革的大局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其次，目前经济领域中的问题的解决，改革的深化，亦有待于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因为诸如上文所指出的三大突出问题无不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比如，由于我国政经合一的政治体制，扭曲了价格体系，强化了条块分割，弱化了价值规律对于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使得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人为地割裂了企业的横向联系，扼杀了企业的生机与活力；国家包揽一切，造成全国最大的平均主义——大锅饭，这不仅培养了社会机体及个人的依赖性，而且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不负责任的投资行为使得基建规模愈来愈大，基建投资屡控不止；过分集中的权力不仅培植了与商品拜物教不同的权力拜物教，发展了官本位制；而且由于权力拜物教与金钱拜物教的结合，在新旧体制转换的情况下必然要产生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官倒”就是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官倒”是人们最近以来谈论最多，也是极为痛恨的现象。“官倒”之所以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我们那旧的政经合一的政治体制，是旧的政治体制无法适应新的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产物。“官倒”固然是指一些干部为官不清、接受贿赂，利用职权倒买倒卖，以及有的企业和部门趁机行贿，囤积物资，谋局部之利。为什么公务员能够有机可乘，又能够中饱肥私呢？为什么某些企业和部门能够置改革大局不顾而谋地方局部之利呢？1984年以来，曾经几次整顿各种皮包公司，又做出政府官员不得经商办企业的若干规定，多次强调政府官员为政必须清廉，可是，不但没有见成效，反而出现更大规模的“官倒”呢？我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从根本上，亦即从我们的政治体制入手。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单纯的为政清廉教育或仅从经济方面着手所能做到的。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配套进行。不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是解决不好的。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政府既是经济的管理者，又是企业生产的经营者。这样，政府手中握有大量的物资，物资的调配要通过政府。而在目前实行双轨制的前提下，在经济发展过热、物资紧缺的形势下，一方面使有权者“奇货可居”，另一方面双轨制又使得许多企业因计划不足而不得不在计划外市场获得满足，乡镇企业更得依赖计划外市场生存。这样不可避免地出现以权谋私，中饱肥私，或者为地方、企业或部门谋取利益的“官倒”，要治理和解决这些问题，最关键的就是政企要分开，要把权与钱分开。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只进行宏观上的调控，而不直接参与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

总而言之，无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还是要解决我国经济领域中出现的问题，使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真正见成效；无论是总结我们近40年来经济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还是借鉴西方发展商品经济的经验，把改革推向深入，都要求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文化观念的变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

（这是我在1989年天津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理论与现代化》创刊号和第三期发表的文章和笔谈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