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线索[1]

目前国内关于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政治思潮的书很多，基本上都是沿袭近/现代史的主题和线索来安排篇章结构的。也就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评析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战争、国内战争，最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主张。有如改革主张、农业乌托邦设想、洋务思潮、维新思潮、立宪思潮、革命思潮、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实业救国思想、教育救国思想、乡村建设思想，当然还有自由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这样的讲法自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因为它是完全按照社会政治运动的历史逻辑来组织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没有抓住政治思想自身内在的逻辑。而且，这样的体系显得过于松散，缺乏明晰的线索，难以揭示我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

那么，对于中国近代这一百年纷繁复杂的政治思想斗争，到底应该如何来梳理呢？在展开这个问题之前，简要地说一说什么是政治思想，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许有所助益。长期以来我对政治思想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即：政治思想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具体说就是适应一定时代需要，反映一定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政治理想、政治态度和政治要求，为其设计夺取、建立和维护政治统治的方案和为实现其统治出谋献策；政治思想的核心问题始终是国家政权问题，因此如何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管理（治理）国家是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它集中表现为各种政治观点、政治主张和政治学说。

如果我们以这种关于政治思想的认识来审视中国这一百年的政治思想的话，就可以发现这里面有一条基本的线索，那就是：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和中国社会走向何处的问题紧密相关，具体在政治上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和无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便开始在政治思想领域积极探索富国强民的道路，对满清的专制统治提出了猛烈的抨击，并由改良思想发展为革命思想，最终形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立国方案。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并没有真正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袁世凯复辟、军阀混战使得“中华民国”仅仅成为一个招牌。蒋介石集团虽然统一了中国，却随即建立了国民党的反动独裁统治。在政治思想领域，针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一方面，一部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中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继续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要求国民政府按照西方议会制度实行宪政，进行公平的多党选举；而另一方面，从五四运动开始，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无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要求在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在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过长时期的斗争，最后，国民党政府垮台，“第三条道路”破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取得胜利。

另外，中国近代百年的政治思想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近代中国各家各派的政治思想无一不是在输入西方各种政治思想、政治思潮的基础上产生、发展而来的。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便开始认识到，西方国家不但有坚船利炮，而且其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也比中国优越。这些知识分子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向西方学习，要以西方的“先进文明”为参照系改造中华。于是“西学东渐”蔚然成风。当然，西方文化本身也是十分复杂的。可以说，从古希腊哲学、基督教神学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文化再到19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政治学说，甚至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都对中国近代产生过影响。不过，就政治思想而言，影响最深远的恐怕莫过于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和后来居上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2]

众所周知，就整个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而言，自由主义始终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可以说从15、16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西方政治思想的主线就是自由主义。所以中国近百年来向西方学习，学什么东西呢？除了社会主义之外，所学的主要就是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

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形成及其反对君主专制的斗争

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是鸦片战争。古老中国的国门被外国的洋枪大炮给打开了，外国侵略者的不平等条约，一次又一次强加给中国，中国开始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好像是在其内部深处正酝酿着巨大变化的一潭积水，鸦片战争则是投入了一块大石，由此不可避免地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而终将使整潭积水激荡起来。”[3]

面对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一部分开明的地主阶级士大夫意识到，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已经无法应对时局，专制王朝开始走向没落。他们继承并发展了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开始反思现实，研究时务，倡言改革。龚自珍、林则徐和魏源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龚自珍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前一年去世的，但他已经完全感受到了社会危机的来临，决定冲破“万马齐喑”的局面，发出自己“九州生气恃风雷”的呐喊。他指出，当时的清政府已是“未雨之鸟，戚于漂摇，疲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在这个“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大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4]对此，他提出了变法的主张：“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5]龚自珍能够冲破专制统治的高压，抨击满清政府的腐败和黑暗，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若干年后，梁启超还不无感叹地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6]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龚自珍的局限性。有人借用恩格斯对但丁的评价，即“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来评价龚自珍，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为什么呢？龚自珍对专制社会的批判和揭露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继承了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和唐甄等人，但在思想内容上他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东西，他还没有看到将来会是什么样，应该怎么办。在他思想中还找不到新时代的气息。

他看到了“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却又承认“有亿万年不变之道”；[7]他希望改革，但是“可以虑，可以更，不可以骤”；[8]他的社会改革方案具有浓郁的复古气息，一如他自己所言：“何敢自矜医国手？医方只贩古时丹”；[9]到了晚年，他转而更相信历史循环，因果报应，皈依到佛教的彼岸世界中去寻求慰籍。

相比之下，龚自珍的友人魏源以及林则徐就要高明得多，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经历了鸦片战争，亲身感受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新信息。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林则徐作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便注意“采访夷情”。他一面积极备战，增设西洋大炮，一面积极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设立译馆，翻译外文书报、律例、军事技术等著作，先后辑有《四洲志》（它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自然地理、社会历史状况的译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此外，他还是第一个了解国际法，运用国际法与外国人进行交涉的中国人。因此，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称他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魏源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1842年年底所著的《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完整主张，在中国第一个正式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口号。然而，虽然他在《海国图志》中已经开始觉察西方民主政治的优越，流露出对中国专制的不满和对西方民主的朦胧向往，例如，他称赞英国的立宪制、美国的总统制和联邦制以及瑞士的民主共和制度；但是，也要看到，魏源所谓的“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10]很明显，他只是主张学习西方的技术，而没有触及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当然，我们不必苛求魏源，其实，后来的“中体西用”思想又何尝超出这个局限呢？甚至就连林则徐、魏源他们的这种主张也只是在20年后才由洋务运动的开展逐步得到实现。

太平天国运动和以往的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它吸收和改造了西方基督教中的某些成分，并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大同思想相结合，创立了拜上帝会，发动武装起义。但是，不仅太平天国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在现实中从来没有实行过，而且，洪秀全建立的政权从来也没有摆脱君主专制的桎梏，使得我国“入主出奴”、“拆庙又作筑庙人”的农民起义历史周期律悲剧又再次重演。

1860年前后，中国社会政治思想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其重要标志是1859年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了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和1861年冯桂芬写成了要求清政府实行变革的《校邠庐抗议》。他们二人一个是太平天国的干王，一个是清政府的翰林，在政治上处于对立的地位，但他们生在同一个时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都曾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对专制制度认识和要求变革的主张出现相似之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洋务派，虽然把精力主要放在学习西方的船炮、工商、科学技术等器物方面，但这本身也对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一些与洋务派具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有人把他们称之为“早期维新派”或“早期改良派”）在19世纪70年代明确提出了君主立宪的主张。他们的代表人物有郑观应、王韬和郭嵩焘。

在1875年的《易言·论议政》中，郑观应指出：“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扦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有可豫期者矣”。[11]几乎在同一时期，王韬在他的《重民》一文中提出：“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12]不难看出，他们已改变了我国传统君主专制下的“重民”思想，以“托古改制”的儒学传统，事实上是要求以君主立宪制来代替君主专制。此外，他们还主张实行西方的议会制度。例如，郭嵩焘在仔细研究了英国的议院制度后说：“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议会）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13]又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出“设议院”为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14]

需要指出的是，当1884年中法战争中国战败，洋务运动宣告失败之后，上述要求和主张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进一步传播和深化，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何启、胡礼垣、邵作舟、汤寿潜、陈炽、宋恕、陈虬等。[15]然而，真正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并使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则是中国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战败。这一点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午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养，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债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1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救亡图存为口号的维新变法运动兴起了。

维新运动以1895年5月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为开端，以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为结束。维新派从洋务运动的失败中认识到，仅只学习西方的船炮练兵、工商科技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的思想学说和政治制度。其间，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派政治活动家和思想家多次上书光绪帝，劝说其变法，并提出了各种改革方案；他们还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和学堂，积极宣传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要求倡西学、兴民权、废科举、办学堂，发展近代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试图按照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自上而下地对中国实行改革。

从政治思想上说，维新派的思想比较复杂：在康有为那里，既有托古改制的三世进化论，也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大同思想；在梁启超那里，主要是对变法的鼓吹和对民权的宣传；在谭嗣同那里，主要是对君主专制制度以及三纲五常伦理观念的揭露与批判；而在严复那里，则主要是对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译介以及对自由民主的倡导。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广泛地吸收和传播西方以天赋人权、三权分立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国家学说，鼓吹以西欧、日本等国为榜样，力行变法。

百日维新最后失败了，但是维新思潮的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它是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启蒙运动，它改变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自发状态和被动状态，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是惊人的：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历史观、文化观和价值观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近代的教育、文化、学术事业开始得到长足发展，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开始发生深刻变革；它孕育了以后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力量，集结并锻炼了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队伍。可以说，清末的新政、立宪运动的开展以及革命派的兴起无一不是维新思潮的延续与发展。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真正形成于孙中山。戊戌变法和立宪运动的失败表明中国和平改革的道路行不通，君主立宪的道路行不通。虽然早在1894年创立兴中会时，孙中山就已经提出“驱除鞑虏，回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但是革命比之于改良，君主立宪比之于民主共和国始终是支流。到了1903年以后，情况发生逆转，革命取代改良成为思想界的主旋律。民主共和国的方案经过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革命派思想家的大力宣传开始形成；1905年中国第一个全国性具有政党性质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成立，它将“建立民国”确立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初步形成；尤其是1905-1907年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更是大大促进了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最后，孙中山通过他的（旧）三民主义（主要是民权主义）以及关于“五权宪法”的设想，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设计。随后，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同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

不管是维新派（后来的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还是革命派的共和民主，从根本上看都属于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他们的理论基本不外乎西方的政治学说。我们知道，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个时期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已经完全形成，基本的民主制度，如议会制、普选制、政党制、三权分立、法治、现代官僚制，等等都已经确立。从思想观念上说，以个人主义为典型特征，以自由、平等为核心价值观念的自由主义，已经由以自然权利学说为主要理论形态的传统自由主义过渡到功利自由主义，甚至萌发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但是，不管西方自由主义内部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各种形态的自由主义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差异，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它们都可以拿来作为批判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成为他们的灵感源泉。所以，不管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纷纷著文译书，介绍西方近代思想家、政治家的生平和学说，介绍西方国家的历史（革命史居多）、政体与宪法，传播他们的思想观念。而这其中，又以孟德斯鸠、卢梭、[17]亚当·斯密、穆勒（密尔）、斯宾塞等自由主义思想家为主；比如，梁启超就曾写过数篇有名的学案，并辑译了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学说（《近世欧洲四大政治学说》）；又如，在著名翻译家严复翻译的八部“严译名著”中，几乎全部涉及社会政治问题，并大多数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政治思想著作就是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清末的时候，中国的自由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共和国方案就已经正式形成，并且它是受西方自自由主义影响而提出的。严复学的是英国，孙中山学的是美国，但有一条，他们学的西方就是自由主义。这是西方自由主义第一次侵入中国。

三、无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形成以及两种共和国方案的斗争

中华民国的建立虽然结束了两千年的专制统治，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与“妥协”，他们不是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而把革命成果“拱手”让给了封建势力，结果丧失了“共和国”。首先，袁世凯篡夺革命成果。袁世凯上台后，先后通过一系列卑劣的手段，刺杀宋教仁，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最后复辟帝制；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民国政治又出现军阀割据与混战的状态，直至国民革命兴起，1927年国民党形式统一中国。所以孙中山在1919年就指出：“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18]但是，从政治思想上说，这一段时期却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9]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成立，无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开始形成。如果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政治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与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那么五四运动以后，则主要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与无产阶级方案的斗争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提出“文化革命”的口号，要求彻底变革中国的传统文化，请来“德赛二先生”，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及其伦理道德，反对愚昧、迷信和盲从。这场运动既是对袁世凯等人复辟帝制与尊孔复古的反弹，也是辛亥革命从政治领域向社会文化领域的延伸，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中国知识分子对曾经被奉为效法榜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以致破灭。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0]此外，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耻辱失败更是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自尊，于是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从此，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发展，除原来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外，又增加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新文化，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21]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先前团结在“民主”与“科学”大旗下反对专制、愚昧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分化：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转向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而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则停留在原有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22]双方的分歧在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已经初现端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胡适、蔡元培领衔的16位学者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好人政府”，寄希望于北洋政府的改良。这些事件表明，两派知识分子开始正式分道扬镳。就像毛泽东所指出的：“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23]

这样，在政治思想上，五四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三派思想主张：一派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反映了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要求；一派是以蒋介石统治集团为代表，借“三民主义”、“训政”之名实行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思想主张，它代表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第三派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包括一部分国民党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等所谓“中间势力”（又称“第三种力量”，毛泽东则称之为“民主个人主义者”）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的内容很复杂，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国家社会主义”（张君劢）、“民主的社会主义”（张东荪、王造时）、“自由社会主义”（萧公权），但究其实质则是改良的资本主义,就是要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构建中国社会。这三派之间互有斗争，但这种斗争实际上是以国、共两党为核心展开的，“第三条道路”处在两党之间，最后他们与共产党联合起来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归根结底，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与斗争始终是存在的，这种对立与斗争甚至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长期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共产党（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理论”，另一方面是有关革命成功后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建设理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后，在革命过程中，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确认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明确了中国革命应划分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思想。确定了第一步民主革命是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后来增加了官僚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全部革命过程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同时，也逐步认识到工农联盟是基础的重要性，并提出与革命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在无产阶级领导权、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的认识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毛泽东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反映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进一步认识，也成为了党内的共识。于是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成功地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转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在局部范围内积累了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经验，推动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并第一次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作了科学的概括：“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该文还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动力、对象、任务、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他指出，中国现实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但是，想要在这两个革命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也是“走不通的”。

之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首次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作了具体阐述：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使一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文化上，要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役，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些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完整概括。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重要文章中，首次将官僚资本主义列为中国革命的对象，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完整表述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另一方面，孙中山虽然在其晚年实现了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推动了国民革命的发展；但是，随着孙中山先生的去世，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背叛了国民革命，清党、围剿，欲置共产党于死地。1928年，蒋介石集团形式统一中国，同年，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宣布1929年至1935年为训政时期。但是，蒋介石的训政与孙中山建国方略的训政有本质的不同，它不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步骤，而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托词。1928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的《训政纲领》规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开始，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24]，实质是把中国的一切权利归于国民党，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从1929年起，蒋介石由开始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30年代又公然宣扬法西斯主义独裁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投降政策。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依靠其政治资源，利用抗战的特殊历史环境，确立官僚资本的垄断地位，强化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蒋介石抛出《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声称：“‘五四’以后，自由主义（民主）与共产主义，流行国内——至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25]总的说来，《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独裁，叫嚣清除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既要消灭中国共产党，也取剔资产阶级民主派，按照法西斯主义的“建国方略”确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

五四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始终存在着一个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中间势力。他们大多是一些大学教授、学者和作家，因此，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以胡适、张君劢、罗隆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便开始宣传自由主义，他们通过“平社”、中国青年党等团体和组织，以《新路》、《新月》杂志为阵地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实行宪政、法治以保障人权，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声势。虽然“新月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与国民党政府文化围剿的“人权论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最后还是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弹压，胡适被迫离开上海，罗隆基被拘捕，“人权派”瓦解。不难看出，20-30年代自由主义者之所以能够有立足之地，就是因为他们借助了当时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因素。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内部一直纷争不已：蒋介石为首的军政实力派与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之间，地方军阀与中央政府之间、国民党内部的开明派与独裁派之间都存在都深刻的矛盾和分歧，由此他们才能够在舆论上大显身手。但是，一旦超出一定的限度，政府内部的均势被打破，他们就会受到严厉打击。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呼吁取消一党专政，开放党禁，出现所谓“宪政派”与“训政派”之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再次充当了舆论先锋。抗战爆发以后，国共和解，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有所松动。尤其是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以后，政党与社团逐步取得合法地位，中间势力在中共的协助下先后发起了两次民主宪政运动，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召开国民大会。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中间势力为了对抗国民党，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此后不断发展壮大，并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作为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大党，成为中国政坛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194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民盟的热烈响应；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也把民盟提到同国共两党并列参加联合政府的高度，在政治上给其以最大的支持。抗战胜利以后，以自由主义者为主体的中间党派掀起了一股组党参政的热潮和第三大党运动，试图以第三种力量主导中国未来的前途。他们的主张，也就是所谓的“中间路线”，或者“第三条道路”，简单地说，就是在国际上兼亲美苏，在国内调和国共；既反对国民党借训政之名实行专制独裁，又反对共产党通过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中国式民主政治。[26]自由主义者的这种主张在抗战后的思想舆论界一度形成一股热潮。1946年初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更是使他们的影响达到了顶点，政协最后通过的五项决议几乎就是民盟政治纲领的翻版。[27]

但是，国民党政府根本就没有打算实施政协决议。政协闭幕不久，1946年3月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即推翻政协关于宪草原则的决议。同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又在1946年年底召开了非法的“制宪国大”，中国共产党和民盟拒绝参加。此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改组政府，召开“行宪国大”，选举总统，以确立蒋介石集团独裁统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加紧对解放区的进攻和对其他不愿意同流合污的民主党派的镇压，民盟被迫解散，《观察》等自由主义刊物被取缔。而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走向失败和覆亡，解放战争胜利的号角吹响。中国共产党采取统一战线的政策，依靠广大工农群众，联合一切革命的力量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最终取得了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10月1日，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早在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不久，毛泽东就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中指出：“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指《论联合政府》——引者注）。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老中国，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大会的面前。”[28]

两个中国命运之争，从政治思想上说，就是中国到底如何走向共和，建立什么样的共和国的问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无产阶级共和国的问题。蒋介石集团的一党训政实质上是要建立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权，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要按照西方模式建立改良的资产阶级政权，说到底他们都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人民最后还是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就是建立无产阶级的共和国，于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29]

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这三大政治运动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1957年中国共产党，为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党内整风运动。就在这个时候，一部分民主党派中坚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右派人士，则借机再次提出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要求按照西方方式建立议会政治。中国共产党随即发动反右斗争，使得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的迷梦被彻底打破。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实际，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改革开放，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政治上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要积极稳步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时，又有一些人不顾我国与西方根本不同的国情，提倡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模式建构我国民主政治，鼓吹两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实施“宪政”等。当然，在当今社会主义观念深入人心，人民民主政权日趋巩固，社会主义民主逐步发展的形势下，这些主张虽然不过是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对我国影响的“余续”。然而，这也告戒我们，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还远未消失，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还会长期存在下去。因此，我们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我国国情出发，正确认识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坚持走无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道路，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出力。

四、一点启示

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梁启超所描绘的这样一条路线：先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于是出现洋务运动运动；甲午战败后，“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于是戊戌维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应运而生；辛亥革命近十年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于是新文化运动兴起。[30]至此，近代中国在向资本主义西方学习的问题上，由表及里，走完了一轮全过程。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多次奋斗，都未能实现强国富民的目的。通过鸦片战争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比较，到了20世纪初，把视线和注意力转到了马克思主义，才决定抛弃资本主义，接受社会主义。从此，“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段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而“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战胜“资产阶级共和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方案不仅适合中国国情，而且它始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反映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相比之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之所以失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后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忽视广大工农群众，害怕群众，脱离群众。这一点毛泽东说得非常清楚：“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31]

最后，关于两个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这一百年中的斗争，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教训：就像我好多地方说过的，我们要防止两个教条。一个是“马教条”，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不是教条主义，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还有一个是“洋教条”，崇拜西方，迷信西方。西方固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需要我们学习的东西，但关键在于我国学习什么和如何学习。我国无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都与西方有着根本的不同[32]，因此我们首先要准确地认识西方政治文明成果，从我国实际出发，认真进行选择。民主没有统一模式，我们必须与我国民族特点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以，向西方学习，不能盲目照搬，必须为我所用。百年来历史进程告诉我们的归结起来就是马克思的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

（本文原是在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为本科生所作的专题报告，后由刘训练同志整理并经我审定而成，发表于《中西政治文化论丛》，第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