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讨论在世界范围之内形成了一种时髦话题。在国外，各个学科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均介入其中，有关专著连篇累牍；在国内，打开任何一本社会科学杂志，几乎都可以发现讨论全球化及其有关问题的论文。国内外的研究者们围绕全球化的概念、进程、影响等各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然中外学界对于全球化与政治及文化的讨论颇多，而关于全球化与政治文化的讨论则为数甚少。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和显然的趋势，全球化要求我们回答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全球化是否包括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政治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何种境地，起着何种作用？等等。在为数不多的有相关讨论中，已经产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分歧。而这些分歧归根到底与学者们对于全球化、政治文化概念的不同理解与倾向有关。本文提出，政治文化从来就有交汇性，但从根本上说它主要是民族的；全球化虽然正在改变着各民族政治文化的基础，对各民族的政治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全球化本身并不包括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政治文化会发生变化，但这种变迁是缓慢的；当今时代可以而且应该在各民族之间造成一些基本的政治共识，但其基础依然是民族。当然，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也并不妨碍这种政治共识的构建。未来政治文化的构架仍是存异基础上的求同，多元基础上的共识。

一、全球化与政治文化基础的变更

在《关于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我曾经指出，决定政治文化的诸因素，主要有各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社会政治生活结构以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等。由于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环境的不同，也就构成了一个民族的不同的社会政治心态和政治观点。这些因素也就构成了各民族政治文化形成的基础。我们发现，当今世界的发展正在改变着政治文化的这一基础。

在决定政治文化的诸因素中，自然环境的作用随着人类征服自然之能力的极大提高和各民族之间交流的日益方便和频繁而大大减弱了。过去，如果说自然环境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政治文化的形成起着很大制约作用，那么，今天，由于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人们发现已经出现了所谓的“空间压缩”现象。“天涯若比邻”在古代中国只是一种想像，到今天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现实。人们可以通过各种交通工具很快达到地球的任何角落；不同地区的人民之间几乎可以同步地看到和听到对方的影像和声音，因特网使得相隔万里的人民之间可以实时交谈，正如村民们面对面的闲聊。各民族人民现在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成为同村的村民。过去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现在养人之物来自四面八方，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世界各地的物产和制造品。这样，各民族原本生活的自然环境对政治文化形成的作用已经大为减弱。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今各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是共同的，即同一个地球。在这种情况下，各民族人民必然会产生一种地球共同体的意识。

与此同时，民族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社会政治生活结构以及国际环境对于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则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就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而言，人类各地区都基本已经迈出了自然经济的传统方式，而走向市场经济。特别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经济领域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使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真正成为可能和必然。到今天，全球资本已经打破了生产体系的国家界限，把各个部分重构为一个全球生产体系。能够以全球规模策划其发展并实施其世界整体策略的跨国公司，到90年代，这些只占世界人口3%的跨国公司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世界税收的1/3强，其中最大的200家公司垄断了世界经济活动的1/4。它们使劳动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延伸和重组，创立着全球劳动力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经济正走向全球化的道路。

就政治生活结构而言，民主化已构成了“一项全球性的运动”，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有着不同的模式，但民主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被广泛采纳。与此同时，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一些民间机构在内的国际行为主体数量日益增多，行动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功能逐步增强。这些国际行为主体的出现及其活动的增强，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国际机制与国际法规作用的加强也限制或部分地替代了国家权力的发挥。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科技发展而产生的环境污染、核威胁等问题，以及国际范围内的恐怖活动与国际犯罪的加强，以及由此出现的包括失业、难民、人口、粮食、能源、环境、债务、毒品等在内的全球问题的出现并增多，人们已经意识到单一国家已经难以独立解决问题。不仅如此，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内，都包括着不同种族、民族。在发达国家内部，出现了大量的移民。国内问题的解决，往往远远超出了民族国家内部本身，有些问题已被各国力量的互相依赖所代替。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总之，当今世界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正日趋强化。这一进程促使各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社会政治生活结构以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形式产生了时代性的变更，政治文化基础正在这个境域中变革与重组。但我们是否由此可以得出政治文化也在走向全球化这一结论呢？换句话说，全球化这个潘多拉盒子对于政治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二、全球化：政治文化的全球化？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虽然促使政治文化基础发生了变更，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政治文化的民族性。政治文化的民族性气质顽强地回应了全球化，民族性在全球化舞台中依然是主角；所以说，全球化并不包括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存在，为全球政治文化多元化格局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

（一）民族性：政治文化的堡垒

政治文化的民族性是构成政治文化的重要属性。阿尔蒙德就把政治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可见政治文化与民族性息息相关。

在社会人文领域中，民族、历史与文化这三个范畴有着内在的共通性。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作为一种精神现象，是精神的积淀，也是每个民族历史相传的民族精神，它存在于一个民族的心理的、意识的、生活的结构之中。各个民族在自己所生活的环境中，通过辛勤的劳动，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积淀，创造出了印刻着自己民族特色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由于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历经的社会变迁、构建的政治形态乃至历史延展的时间各自不同，这就打造出了不同气质的文化。这就形成了文化的民族性。当民族性介入政治文化领域，使各个民族拥有异于他民族的政治认知、态度、愿望、情绪，坚守自己的政治信仰、理想、政治感情及政治价值取向，思考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以至政治理论时，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就破土而出。

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具有以下特征：

独立性。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所持有的独特的社会政治心态，它根植于民族深层的心理、意识和观念之中，比较容易达成民族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成为联结一个民族政治共同体的感情纽带，从而使人们对该社会的政治共同体组织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这样就赋予这个民族以相当的内聚力。这个内聚力为政治文化的独立提供了根基，支撑着各个民族存活于世界民族之林。

稳定性。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而成。在历史的沿革中逐渐形成一种政治文化的定式。这种定式最初是以精神、意识和心理形态存在的，但当它被外化（或称为物化）为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并深入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和行为习惯之中时，就会形成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经过这个由人至社会制度再至人的思想折射过程，政治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惯性，使该民族的政治文化能稳定而持久的发展。

发展性。人类社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虽然它有若干个历史时期，但每个时期都承继着过去，面对着现在，指向未来。政治文化也具有继承性，前代的政治文化总会或多或少地留下颇具生命力的理论因子进入后代的政治文化。没有继承性，就会使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失去根基。当然，政治文化民族性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历史使命，会出现不同的历史境遇，死守着前代文化的朽尸是不可取的。只有一方面拓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渠道，打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给陈旧的政治文化机体注入新的血液与能量，提升民族性的活力，才能促使其发展。

交汇性。虽然由于各个民族政治文化基础不同，形成了各民族政治文化的特质，且具有独立性、稳定性与发展性，但人类社会各个民族之间是相互交流、相互依存的。各个时期的大多数民族都在试图超越地理空间的束缚，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这个沟通最初可能是受商业或利益的驱使，但随之而来的“文化贸易”可能是探险家们所始料不及的。纵观历史，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的互动是一个即定的过程，是不能避免的，非人力所及。一些阻断民族文化的企图只会化为徒劳的嗟叹，如罗马出现的以老伽图为代表的“顽固派”，未能阻挡希腊文化的传播；我国清末的“顽固派”也不能成功地遏制西学东渐的脚步。

总之，政治文化民族性具有独立性、稳定性、发展性和交汇性，这些特质使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形成过程甚为缓慢，但一旦形成，若想改变，虽非不可能，但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可成。民族性正是政治文化的一个堡垒。

（二）经济全球化不能改变政治文化的民族性

经济的全球化为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境遇，它不仅变更了政治文化的基础，而且为政治文化开拓了更为宽广的空间。但不容否认的是，因为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具有以上特征，当前发生的一些政治文化基础的变更只是政治文化民族性题中应有之义而已。民族性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依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首先，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存在，主要是由于它拥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质。失去这个特质，这个民族也相应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正是政治文化的民族性，才赋予政治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化以活力，单一的、整齐划一的文化是无法想象的。其次，当一个民族吸取别族文化时，其基本立场均是从本民族的需要出发，与本民族的需要相结合。同时，吸取外来文化的动力应该也必须是内在的，而不是强加的，只有这样才会使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实现自然的、有机的融合。策略的、科学的、渐进的文化转译会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任何生硬的、呆板的移植与嫁接都会加重民族的痛苦，更不用说原封不动的照抄照搬了。再次，全球化势必会带来越来越多的文化交流，但这个交流是有一个预设前提的，那就是立足于本国国情，从本国需要出发。对外来文化消化借鉴，为我所用。同时，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而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强加的。一言以蔽之，虽然政治文化的国际性交流已在所难免，且交融汇合之点愈加广泛，但这与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不相矛盾。

第二，当前全球化暗含着一种霸权主义倾向，这势必会引起民族政治文化的回应。

全球化是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向全球渗透、蔓延的整体过程。但全球化不是一条平坦的康庄大道。在当今世界高歌猛进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实际上潜伏着西方的文化霸权、话语霸权的暗流。全球化固然是一种客观的趋势与现象，但也不乏西方学者怀抱某种倾向的鼓吹，如有些学者着急突显全球化的趋同性，认为全球化指向更大程度的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着一些普适性的阶段与规律，通过与现代化契合程度高的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模式，发展中国家可以缩短走向现代化的时间。但很明显，这个模式的蓝本无疑就是西方的发展模式或美国化的道路。这种“美国中心论”的傲慢势必会引起民族国家的回应。于是就有学者将当前时代界定为“即将来临的后殖民时代”，呼吁游离在现代化核心外围的各民族，进行深层的文化反思，执守清醒的民族意识，进而培育民族生存的空间，保持民族生存的权利。全球化对于发展中的民族来说是“双刃剑”，只有对全球化的霸权性抱有正确的认识，保持政治文化的民族性，才不至于陷入“全球化的陷阱”之中。当然，我们也绝不能坚持顽固、僵化、狭隘的民族意识使自己固步自封。

第三，全球化并没有弱化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一直是政治文化民族性的载体，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有学者预言全球化将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领土疆域与主权范围，近而削弱民族国家的权力，弱化政治文化民族性，使全球政治文化趋同化。但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化不会使民族国家丧失力量。

全球化本身并不是本世纪才开始出现的新鲜事务，它本质上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必然趋势。正如阿兰·伯努瓦所指出的，全球化并不是偏离常轨，也不是一种激进的变革，更不是人为策划的结果，“它只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动力的一部分”。早在19世纪，马克思即已发现和提出，资本的部分内涵本身，即包括着创造一个世界市场的倾向。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世界市场的构建即提上日程，世界经济即向此目标迈进。两次工业革命与本世纪的信息革命，对这一进程形成了巨大的推动，使得这一进程一步步地加速。因而，有学者断言，15世纪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即标志着全球化的开始。但颇为有趣的是，正是全球化催生了民族国家的建立。作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而诞生的一种政治架构，民族国家正是在现代资本主义诞生以后才普遍出现的一个现象。

历史发展到20世纪初，由于两次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交通能力，运输成本的急剧下降，世界经济即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一些学者依据经济统计数据，发现在资本流动总量上尚未超过20世纪初，从经济开放度上看，“现在的国际经济并没有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亨廷顿也指出，到1910年，“世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联为一体”。国际贸易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而且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之前没有再次接近于这一比例。因而我们可以说20世纪初全球化就已经进展到了相当的高度。但当今世界3/4的民族国家却恰好是在那个阶段后才诞生的。不仅如此。以行政权力的大力扩张作为标志，民族国家的权力也正是在20世纪初以后显著增强的。这种现象即使在如英美等国也甚为明显。一些学者观察到，一方面是全球化对国家职能和能力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却是政府的膨胀。即使在当代欧洲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也认为这是合理的：国家作为社会安全阀，可以对资源和权利进行再分配以弥补市场的不足。因此，经济全球化迄今为止一直与民族国家的建立、稳固存在息息相关。没有迹象表明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势同水火。

对于近代以来的任何社会而言，和平与安全还只能够由国家来提供保障，种种国际机制对于当今那些战争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虽能在一定时间、范围和程度上予以保障与维护，但最终还必须通过这些国家和地区本身才能实现。不能建立起统一、有效的政府，战争永远是悬挂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对于西方国家之外的民族国家，尤其是本世纪中叶以后才刚刚诞生的那些民族国家来说，国家作为社会理性，其所担负的社会整合职能严格说来并未完成；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低也迫使国家必须担负起相当的经济调控功能，为经济发展完成基本积累、提供软硬环境与基础设施等许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原本由市场来承担的功能，这就使国家的存在与有效管理成为至关重要的。一些学者注意到，在非洲，国家越是退却，过去那些经受过考验的社会机构——种族、宗教与文化机构——就越有可能承担至少是部分的必要的体制功能（如果根本不出现作为通往混乱入口的持续权力真空的话）。继此发生的是大范围社会联系（民族）的解体并为地区的、小范围的共同体（种族、社会文化运动）所取代。在许多地方，由权力竞争所引起的形势危机和种族政治化现象已经普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构建与加强民族国家，对于非西方民族来说才是最为重大的课题和必然的选择。

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关系，由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日益提升，在处理一些国际性的问题时，需要各国之间协调合作、相互沟通，并相应适度让渡一些国家权力。有些学者由此主张“主权过时论”和“弱化主权论”。然而这种主张难避鼓吹之嫌，因为它无视如下事实：国际上国与国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冲突，既有斗争也有让步，西方强国的霸权倾向依然存在；各国之间的合作都是以承认和坚持主权的独立与完整作为预设前提的；即使有时各国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或多或少地让渡一些权力，但这些权力的让渡完全是自愿的、有限的，而不是强加的、随意的。所以这样的提法是没有道理的。

显然，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证明，全球化并没有使民族国家趋于弱化。要求民族国家退出历史舞台，至少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是痴人说梦。轻言国家主权的终结与过时，是有害无益的。

（三）一元还是多元：政治文化多元化可能性分析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全球化不能改变政治文化的民族性，所以全球化不会带来政治文化的全球化。但置身于当前全球化浪潮之中的政治文化究竟会走向何方？趋同还是存异，一元还是多元呢？

1、脆弱的趋同论

在当前关于全球化与政治文化的讨论中，有些学者主张政治文化趋同论。如福山认为，从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角度看，文化正在趋于同质。对于比较发达的社会来说，国家制度必然是民主制度，它必然要跟全球性市场联为一体。这个契合的过程中内在地要求很大程度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同质化。一些学者认定全球化是一种全方位的过程。毫无疑问，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只是他们的题中之义。还有一些乐观地坚守西方文明具有普世价值的学者认为，西方文明正在超越民族、国家介入各类文化圈，导引着全人类的文化一同走向现代化，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或即将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而他们这里所谓的趋同的文化，显然既包括着政治制度，也包括着政治文化。

我们认为，政治文化是人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的主观方面，它包括政治心理与政治观念形态。而政治制度只是政治观念形态的载体，是人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的客观方面，它并不包括在政治文化的范畴之中。福山因政治制度的趋同而得出的政治文化趋同的结论显然就没有了根据。同样，对于全球化而言，只能是也只应是经济的全球化。我们不否认经济的全球化会对政治、文化、从而对政治文化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我们不认为会存在政治文化的全球化。上文已详述，经济全球化改变着政治文化的基础，但政治文化依然保持着其民族性，而不会走向同一化。

还应该注意的是，全球化不是全球主义（或称世界主义）。全球主义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众所周知，斯多葛派是自然法理论的真正奠基人。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主张明确表达了贬低单个国家（城邦），推崇世界国家的观点。类似的见解还有古罗马对自然法、万民法的肯定，中世纪的但丁对“世界帝国”、世界和平的认同。在近代，卢梭的“邦联论”和康德的“永久和平论”是全球主义的直接思想渊源。威尔逊主义是学术界公认的20世纪全球主义的正宗。威尔逊在他的“十四点原则”中打出了“自由”、“自决”、“民主”的旗帜，勾画了世界和平的蓝图，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原则与模式。总的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全球主义主要体现为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索与回应。它植根于道德与人性，表现出鲜明的和平主义、理想主义。而二战后的全球主义一方面继承了原有的全球主义，另一方面则开始真正突破主权国家的视界，凸现人类整体的作用，从而赋予全球主义名副其实的全球意义。但必须看到，全球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它停留在人们的精神层面，主张超国家的倾向与全球和平；它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付之行动的主张和构建现实的规范。所以，虽然全球主义包含着全球意识，并指向社会实践，倡导积极介入社会现实的整合，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代之以人类中心论、世界整体论。但它与作为客观趋势和现象的全球化不可同日而语。当前有些学者将全球化与全球主义相混淆，从而得出全球化趋同化的结论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

2、制度与文化之间的距离

不容否认的是，随着全球市场经济的扩张，它内在的要求相对民主、自由而平等的政治制度与之相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自然带来某种程度上的制度的传播。就政治制度而言，学者们往往承认民主制正在成为也将继续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但是否可以由此得出政治文化势必一元化的结论呢？换言之，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全世界的国家都实行民主制度，这样会带来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制度与文化之间是存在一定距离的，民主制不仅不会带来政治文化的趋同，反会为其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

在谈到这一点时，博兹曼曾论述道：“世界历史准确地证明了这个论点：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个统一于语言和道德的社会的命运，最终都依赖于某些基本的建构性思想的幸存。历代人围绕着这些思想结合在一起，正是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这一观点无疑证明了政治制度只是浮在社会的表层，而经济制度是其基础，政治文化则是其底蕴。西方合作主义者也承认，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之间并非同步，相对于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本身存续着强大的生命力与执著的独立性。他们在欧洲发现了一方难得的静土，源自西欧的政治制度并与西欧有着共同政治文化传统的拉丁—伊比利亚国家，竟然奇迹般地“躲过”了影响西方世界的主要进程，诸如清教革命、启蒙运动、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分权观念、责任政府观念的出现等。它隅居于欧洲的一角，闭锁在中世纪的传统之中，受到罗马法体系与政府体系、基督教和托马斯传统，以及中世纪的基尔特制度的影响。拉丁—伊比利亚国家尚且如此，更何况在与整个西方有着迥然不同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里，政治制度与民族政治文化之间的契合会更加艰难，其过程也会相当漫长。在民主化之潮席卷世界各国的今天，民主制度仍构架在各国经济基础之上而彼此各异，没有统一模式。

3、本土化的张力

全球化是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既称之为“化”，那么就一定存在着某种普适性，如开放的市场、适度的政府干涉、文化的宽容与理解，政治权利与政治自由的扩大等等。虽然人们都在不同程度的肯定着它们的价值，但当这些普适性介入非西方文化传统的文化领地时，难免会受到本土文化自觉的抵御。二战后掀起的民主化浪潮风头强劲，大多数西方学者对西方民主模式的普适性充满信心，但50年代末悄然袭来的一股非民主化暗流击碎了这种乐观主义的一厢情愿，在拉美、亚洲和非洲的各个角落，非民主化的政治现实表明原创于西方的民主虽具有普适性，但却难以冲破各个国家或地区本土化的执拗。

实际上，全球化内部本身就蕴含着两股张力：世界化与本土化。这里的世界化绝非同质化，也许将其理解为一个“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的推进过程更为恰当。当前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增强，这渐渐使各个国家、地区、公司、社会运动、社会群体以及单个公民整合成一个跨国交流与互动的密集网络。这些网络已经冲破疆域界限，削弱了曾经为各民族所经历的文化和经济的自给自足而走向全球化。但人们往往过于重视普适化，或视本土化于无物，或否认本土化的价值，甚至欲先祛而后快。但恰恰是本土化的张力使各个民族与国家保全住自己的领地，不至于在全球化大潮前丧失自我。民族性是本土化的原动力。正是植根于政治文化民族性的本土化为政治文化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性。

在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中，就广义的文化而言，学者们大都承认其相对稳定性与多元并存性，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自然有其存在之价值与可能。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强势文化，也是全球化过程的首动者，因而是最有可能将其价值普世化以达至一元化的文化。但即便是完全按照西方的价值标准，宗教宽容、个性与多元本身仍是作为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的民族性容易得到宽容和理解，从而使各民族文化能够维护自身的合法存在；这样人们也有理由、有信心想象，无论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还是未来出现的政治文化，都必然是多元的。

总之，当今世界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比较现实地将全球化归结为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即使在经济领域，全球化也只是整合与联系中的全球化，并未排除本土化。甚至同是市场经济，各国也因其自身历史条件和本土经济资源而形成迥然不同的特点。

三、多元政治文化图景下全球共识的构建

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政治文化的多元化，而多元化的图景下，各民族的政治文化会产生程度不等的差异。但这个差异并非不可跨越，各民族可以在存异的基础上求同，在多元政治文化中达成共识。21世纪政治文化的新格局应是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后达到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融，而不是像亨廷顿所言的“文化的冲突”。

例如，在当今世界，国际交往日益加强；国际性的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环境保护组织等日渐增多；联合国的作用在不断加大；全球的空间在变小，“地球村”在形成，人类的生存环境愈来愈具有“公共”的性质，人类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人类的共同价值观念诸如和平利用空间、和平开发南极与海洋、共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等意识逐渐显现出来。这就意味着，和平与发展日渐成为时代的要求，成为人们的共识。

政治文化的民族性差异并不影响全球性政治共识的构建。相反，人类的政治共识正是基于各民族政治文化的差异。在这方面，哈贝马斯关于政治文化的主张对我们应该有所启发。哈贝马斯认为，政治文化是构成的，而不是现成的。他承认文化个性差异的存在，认为政治文化正是在这种差异基础上的共识。哈贝马斯提出，现代集体认同的关键在于确立异类的人们之间的统一性。达成现代集体认同的关键，是怎样把“他人”结合起来，怎样使他人形成同属于“我们”的意识。为此，他主张寻求一种类似罗尔斯所说的那种“重叠共识”，形成以文化个性差异为基础、以集体认同为特征的新型政治文化。它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这种政治文化应当同主流文化传统相分离，从而对尽可能多的亚文化传统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这种政治文化应当具有足够的整合力，把一个多文化的政治共同体凝聚在一起。哈贝马斯的理论承认了各民族政治文化的差异，但却不否认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构建多元政治文化的理论参考。

当今世界面临着一些重大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关涉到全球范围内的各个民族，这些问题的解决也绝非一国之力所及。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治理，但这种治理必须是由各民族国家作为平等主体共同参加；全球治理包括文化价值、制度以及行动各个层面的努力，民族国家仍是全球治理的主体；这种治理需要在民族国家、国际组织和个人之间达成某种默契。而无论制度的构建，还是行动的实施，首先都需要一种政治共识做根基，建立起各方的认同，并在彼此之间寻求互动。任何外力强加或者滥用人类的名义而制订的规则和实施的行动都应该加以反对。

在世界日益迈向地球村的今天，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应该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各民族的政治文化都有其所长，有其所短，取长补短，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各民族的理性选择。就政治文化而言，中国的“和而不同”观念可以较好地协调政治关系，使之不轻易趋于破裂；西方的群已权界，公私权界，以法律与权利来界定一切政治关系，使各种政治主体得以各安其位，这些都有值得借鉴和吸取之处。季羡林先生曾经指出过，“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其为贡献则一也。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的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成的。”这对于政治文化同样适用。政治文化的多元主义，似乎应该而且可以成为一种共识。此外，在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当中，本身就存在着一些共同性的观念，这些共同性的观念更可以成为各民族达成共识的基础。例如，中国可以从传统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观念来认识世界各民族的关系，从中激发出人类意识与情感；西方也可以从“爱你的邻人正如爱自己”这种传统观念中来达至这一目标；各民族文化当中都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信条，作为基本的伦理观念来处理全球范围之内个人、民族、文化等的关系，包括各种政治关系。这需要各民族在承认彼此存在差异的同时，互相理解，存异求同。

毫无疑问，全球化趋向已经并将继续给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深远的影响，在一个硕大的“地球村”里，各个民族都有赖于彼此更紧密的协调，更宽厚的合作与交流，并建立更为合理而有力的制度架构，从而在多元的政治文化图景下构建全球共识，存异而求同。

（这是与星野昭吉教授等人共同完成的日本独协大学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科研合作项目论文，发表于该项目的中文版论文集《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解决》，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注释部分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