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单的历史回顾

通常总是把政治学的产生说是在古代的希腊，而且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作为范本。其实，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其内容说是“城邦学”。这里，我们要把独立的理论体系和独立的学科区分开。作为独立的理论体系在西方是产生于古代希腊，直到近代革命时期也是如此，当时许多思想家提出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政治主张，或者说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曾与哲学、神学、法学合在一起。作为独立的专门学科政治学学科则产生于19世纪后期。

近代意义的政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西方形成于19世纪后期。当时也正是我国向西方学习的时期。这时，政治学也被吸引进来。因此，也可以说，我国的政治学和西方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基本上是同时产生的。但是，这种政治学纯属“舶来品”，它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是迥不相同的，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从本世纪初，我国设立政治学学科以后，也基本是以西方政治学学科为蓝本建立的。就我所知，最早建立政治学学科的是京师大学堂，据说是1903年。

政治学学科基本上包括有理论、思想（新学科目录思想就包括在理论学科内。实际政治思想也就是政治理论的表现形式。政治思想史不过是历史上的政治理论）、政治制度以及行政学等支脉。这是就国内政治而言，此外还有国际政治。各支脉和领域随着学科的发展，又都有自己的分支。

我国早期政治学理论主要是以伽纳的《政治科学与政府》为教材。北大有张慰慈编写的《政治学大纲》，还有著名的钱端升、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这实际是一部政治学原理的著作）。当然，还有许多。但大体的内容、体系都相差不多。我觉得，解放前的政治学原理的教材，基本都是以伽纳的著作为模型的。必须提到的是邓初民所编著的《新政治学大纲》，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编著的一部著作。后来，毛泽东所提出的所谓政治学的五论，也基本上与邓老的体系差不多。

政治制度的研究，中国古代部分似乎主要是在历史学界研究。西方的政治制度以及中国的近代部分，钱端老是著名的权威。他有的著作是用英文写的，他对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都很有研究。这点我们从他的《自编著作选》的编目即可看出。

关于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是邓宁的教科书占最主要地位，被广泛用为教材。浦薛凤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萨孟武的《西洋政治思想史》也很有影响。中国政治思想史最早的还是粱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后来陶希圣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抗战时期吕振羽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著的。由于中国文化发展的特点，实际上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许多也都包括了政治思想和制度的研究。

行政学在解放前似乎不是太被重视，我了解的不多。

总之，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引进了西方的学科分类和学科内容，按照现代的科学方法开始了政治学的学科建设。许多著名的综合大学也都设立了政治学系，还向国外，如英、美、法、德、日等国派遣了不少留学生。这就是我国的老一代政治学界的前辈，南开大学的王赣愚老就是其中的一位。

解放后，50年代进行了院系调整，政治学学科被认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与社会学一起被取消。政治学系和专业也就不复存在。不过，政治学各专业的具体内容并没有消失。在“以俄为师”、“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按照苏联的模式，政治学学科的许多内容都并入法律专业。如政治学原理的有关内容，并入《国家和法的理论》与《国家法》中；政治制度并入《国家法》与《国家和法的历史》中；政治思想史还是单列，称为《政治学说史》；行政学则并入《行政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这种方法还保留了政治学的基本内容。这也为后来恢复政治学学科准备了一定的基础。目前，我们这一辈人中，相当一些是在这种情况下培养出来的。我和王惠岩教授都是这个类型的。

直到1960年，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设立了国际政治系。三家各有分工：人大以共运为主，北大以第三世界（亚、非、拉）为主，复旦则主要研究第一、第二世界（英、美、法、德、日等）。说明一下：人大在50年代后期，曾设置过“政治学”专业，实际就是后来科学社会主义的前身。因此，人大的一些老师，直到80年代还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认为就是科社。北大、复旦也都设有政治理论专业，这实际都是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而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政治学。

二、学科恢复以来

第五届全国人代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提出要“积极开展政治学研究”。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更讲到“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为此，他还要求“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0-181页）。就在这种背景下，从1980年起，政治学得到了恢复。首先是建立了中国政治学会（所以说是“建立”，是因为文革前我国没有政治学会，当时是和法学在一起的，称为“中国政治法律学会”）。1980年的成立大会，胡乔木同志出席并讲了话。与此同时，从1979年开始，教育部批准在一些大学陆续设置了政治学学科的硕士研究生，进行高层次学位的培养。中外政治思想专业就是从我校开始的。到目前为止，全国大约已有政治学硕士点十几个，博士点六个。

为了政治学学科的发展，1982年政治学会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政治学师资培训班，约有70余人参加了学习，这些人目前大部都是政治学界的骨干力量。就在同时，教育部也委托我校举办了中外政治思想史教师培训班，全国有30余所高校的教师参加了学习。这为本学科准备了师资和研究力量。

从80年代初期开始，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建立了政治学系和专业。此后，全国许多综合性大学也都陆续建立了政治学系，有的以政治学为主，有的则以行政学为主。

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展，行政管理问题逐渐突出起来，加强行政学的研究更提到日程上来。从天津开始，各地陆续建立了行政学会，最后又成立了中国行政学会。同时，又兴起了一个设立行政学专业的小热潮。截止今年（1997年），原有的政治学专业也大都增设行政学专业，有的还以行政学为主体建立自己的系科。今年在沈阳东北大学召开的政治学系主任会，已明确称为“行政学与政治学系主任联席会”，参加的学校已有30余所。不可否认，行政学专业的发展，主要适应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这是应该肯定的。

适应专业发展的需要，学科建设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十几年来，政治学的学科建设有了明显的进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各有关专业的教材建设有突出的成绩。在政治学理论方面，我觉得有代表性的教材有以下一些：赵宝煦主编的《政治学概论》（法学统编教材），是以“五论”为基础的；王惠岩主编的《政治学原理》是以国家为核心的全国通用教材；王沪宁、孙关宏主编的《政治的逻辑》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李景鹏的《权力政治学》、王浦劬主编的《政治学基础》也各有特色。此外，如丘晓主编的《政治学原理》、云光主编的《社会主义政治学》也都各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政治学原理的教材编写，除了以上列举之外还有许多。但无论称之为“新编”还是“新论”，从内容看都相差无几。三北地区各师范院校联合编写的《新编政治学通论》是我校高建为副主编的一部适应于高等师范院校的教材，它囊括了政治学学科中的几乎所有内容，对培养中学政治教师是很有用的。我在天津电大田仲文的邀请下也主编过一部《政治学基础教程》。这部书虽有特点，但因编者的水平不齐，故而质量并不理想。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现代政治学的新发展也传入我国政治学界。这就更扩大了政治学理论的领域和层面。

在政治思想史方面。我所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是教育部委托主编的推荐教材，自1985年发行出版以来，至今已印刷九次，发行约五万册。许多高校的本科和硕士都以之为教材。1992年出版的《当代西方政治思潮》是前者的姊妹篇。北大的岳麟章、东北师大的刘绍贤，云南大学的马啸原等也都编有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材。当代部分则有岳麟章、徐育苗（华中师大）、马德普（郑州大学）等所编的教材或专著。此外，厦门大学的邹永贤老先生主持编写的《国家学说史》（多卷本）是很有特色的一部著作。青年学者俞可平与吴惕安合著的《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骆沙舟编著的《现代西方政治思潮评析》也都有独到的研究。至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一种是由政治学界的同仁主编的。如我和陈哲夫、朱一涛、谢庆奎合作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1982年），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有关专业著作，还有朱日曜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另一种是由史学界同仁编写的，除解放前由吕振羽编写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外，最有影响的应属刘泽华所主编的有关著作。在这方面，曹德本也有建树。

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在我国是有其历史传统的。现代对此方面的研究也是很有成就的。著作甚夥，不一一列举。最近有白钢领衔主编的多卷本的《中国政治制度史》是政治学界的重大成果。关于我国当代，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很多，有政治学界的，也有法学界的。政治学界如谢庆奎、张永桃、浦兴祖等都有专著或教材出版。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研究也有很多成果。总体性的研究虽然不多，主要有曹沛霖主编的《西方政治制度》，但国别政治制度的著作（或翻译）成果不少，对美、英、德、法、日等国的政治制度都有所评介。

行政管理学方面成果90年代以来出版甚多。夏书章、黄达强、刘怡昌等都有力作，影响较大。至于一般的行政学教材真如雨后春笋，太多了。除一般行政管理外，对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政府的运行以及政策学的研究也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出版了一些著作。此外，领导科学、组织行为学，等相关学科也都相应地建立起来。

随着学科的发展，比较学也勃兴起来。无论是思想还是制度，中西的比较都在逐步开展起来。同时，无论是思想还是制度，不仅是历史的研究，而且还把研究放在文化领域或背景中，这就使这方面的研究层面得到深化。这些对世界各国政治历史和现状的了解和对我国政治建设都是有意义的。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从80年代以来，就开始编辑《政治学卷》，由张友渔老主持，可以说它集中了我国当代政治学界的主要力量，历时数年，终于1992年问世。

80年代以来，与国外政治学的交流也做了很多的工作。著述的翻译，留学生的派遣，专家的学术交流都取得很大的成效。商务印书馆早在解放前就有出版世界名著的传统，解放后继续这项工作，文革时期曾中断。改革开放以来，又重新得到了恢复。有的进行了重印，有的重新组织了翻译，而有的则是全新版本。这对我国政治学科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当然，这个工作不仅是商务一家进行的，十几年来，许多出版社在这方面都做了许多的工作。目前，我国对西方各个时代的政治学名著的翻译，各大思想家、各个流派的代表作品的介绍，基本上能满足学习的要求。就我所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以至云南大学早在80年代就已有不少人被派遣或自费出国学习政治学。目前，相当一批人已经回国执教，成为各校的骨干。80年代中期，有许多外国政治学专家来我国讲学，著名的如伊斯顿，就曾两次来华。我国也于80年代中期参加了国际政治学会，并三次派代表参加大会。后来，由于他们吸收了台湾代表参加，我们便宣布退出了。

十几年来，政治学学科在科研成果方面也有明显的成绩。除各种教材外，专著、论文也发表了相当数量。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各五年计划的社科基金都设有重点项目及一般项目，八五以来还增设了青年项目。国家教委及地方也都设有各种科研基金，资助本学科的发展。这其中有基础理论，也有应用学科研究；有的研究政治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有的研究我国各级政权建设问题，还有的研究政治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有的对西方各派政治思潮进行评介，也有的借鉴西方的新理论或方法研究我国实际政治。大部分研究对我国政治问题都能具有理论或实际意义。为了促进学科的发展和成果的交流，在80年代就出版了《政治学研究》、《国外政治学》等刊物。虽然1989年后停刊，但几经波折，《政治学研究》已于1996年复刊了。

总之，自政治学恢复以来，十几年来，在政治学的教育、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成果、国际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是必须看到和肯定的。

但是，我们也应清楚看到，十几年来，政治学学科的发展是在艰难的步履中前进的，也存在不少问题。值得欣慰的是政治学界的同仁们比较团结。尽管大家的学术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为了学科的生存和发展，是能够共同努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动政治学的发展的。特别要提出的是，政治学界的几位老先生，如原来的张友渔，现有的夏书章、丘晓，以及我们这一代的赵宝煦、王惠岩、张汉清等，在政治学的维持和发展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深入生活”，给我国政治实际问题以理性思考

回顾政治学恢复以来的十几年，虽然取得不小成绩，但总的说来，与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要求还是相差甚远。如果说课程建设基本还能满足教学要求，但第一、课程体系已不能适应发展需要，第二、科研基本还处于一般研究状态。这个问题主要表现为：教材出版不少，但基本内容雷同，重复甚多，各种教材大同小异；专题研究基本是处于一般问题，而且一题多作，重复研究现象很多，新意甚少，缺乏创新精神；有些课题接触到实际，但研究的成果仍然一般化；对西方现代政治学的研究仍然处于介绍和一般评价，就是运用其成果，也是未经认真消化，甚至盲目引进、生搬硬套；方法论上也存在陈旧问题，概念的推论、抽象的论述、注释性的说明居多，运用新方法研究的较少；在学风上也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缺乏“生活”，或者脱离中国现实盲目引用外国，或者空谈学理不着实际，等等。

《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一书把政治学学科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三点：1、指导思想，存在“轻视或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脱离中国实际，简单照抄照搬国外东西，导致食洋不化的现象”；2、学风方面，“存在少数学风不够严谨、不够扎实、缺乏科学论证的现象，甚至有个别急功近利抄袭的情况，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也存在不少的差距”；3、研究方法上，“由于条件所限和知识陈旧，多限于传统的、静止的、定性的、孤立的单学科研究”，“从研究方法上与西方当代政治学作一比较，其差距是十分明显的”（271-272页）。

总的说来，我认为政治学当前主要的问题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的问题。无论是不愿还是不敢，总之是缺乏与我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这是当前政治学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关键在于转变学风。这首先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深入了解我国政治生活现状，恰当地借鉴外国成果，科学地进行理性思考，得出切实可行的结论。

为此，首先就是要解决如何看待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对这个问题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深刻认识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现状。第一是不能以外国政治体制的模式来要求我国，不能以西方的政治体制作为我们的参照系。第二是要认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认识政治体制改革不同于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是要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认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历史过程。

其次是解决对什么是理论问题的认识。一提理论似乎就是一套完整的“体系”，用恩格斯的话说这是德国人的“恶习”。中国传统文化实际是不追求理论体系的，中国文化传统是“经学致用”的。另外，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学理论也应在新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得出新的认识，做出新的解释。

因此，我提出“深入生活，给实际问题以理性思考”的意见。实际上，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实际工作者也积累了许多的经验需要给以理论总结。就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所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中的问题，都是我们理论工作者可以而且应该参与解决或推动的。

总的说来，我认为所谓从实际出发，首先是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这主要是两个方面：

1、考虑我国几千年的政治文化的影响。这个问题的内容很多，它包括两个方面积极方面我们应该很好总结继承；消极方面如何批判扬弃。

2、认识我国所处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

为此，就要树立两个观点：1、不能抽象谈论理论原则，一般理论原则必须与实际结合起来研究，说明实际问题；2、不能照搬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对西方民主制度必须给予准确、科学的分析，并从中国实际出发给予筛选。

其次是要研究我国政治生活的现实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实际是很多的。诸如：改革、稳定、发展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各民族关系的协调；社会各阶层、集团以及各区域之间的关系的协调；政府机制、人大作用、监督功能；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等诸多问题。

政治学的学科教育的建设，我认为也应从教育改革的整体出发考虑。就是说也应贯彻素质教育，也应实行“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的改革思路。为此，大学政治学系（目前一般都称为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除共同基础课外，专业课应包括理论、思想、制度和行政四大科（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认识国家、组织国家和管理国家几个方面）。此外，也还应包括国际政治方面的知识。除校内、课堂外，应加强实践活动。即应深入社会，了解社会。实践活动应是多方面的。可以参与人大、政府等实际部门的具体工作；也可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还可参加一定的社会劳动。（1997. 11）

（这是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为总结政治学科恢复20年来的成果及发展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