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治学的历史源远流长,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中西方的政治学的着重点也有所不同。政治学作为独立的专门学科,一般说是从西方开始的,西方政治学经过古希腊、中世纪以及近代的发展,到19世纪后期,形成了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基本框架。总体上而言,西方政治学注重制度建设问题。中国自古就十分重视政治与政治学,并且形成了丰富的思想,但在古代中国并未将政治学作为一个专门独立的学科。一开始,中国有体系的独立的政治学是按照西方学科体系建立起来的。在当代,中国政治学要坚持马列主义,防止两个教条,准确认识西方成果和中国的传统,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治学学科体系。

关键词:政治学;西方;中国

一、两种不同形态的政治学

一般来说,政治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门槛”后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与阶级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曾说:“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了政治性质”。因此,政治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社会现象。

什么是社会呢?一般地说,社会是“由共同的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现代汉语词典》);是“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新华词典》)。“人”是不能离群索居的,其本性必须过群体生活。马克思说:“人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又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②我国的古代荀子也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这些都说明过有组织的生活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要求。

在群体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便要发生往来,产生各种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发生的是生产关系,也就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是决定人类生存的基本关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基础”。但是,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除了经济关系之外,还形成了文化和政治关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上层建筑”。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领域构成的。社会是一个整体,经济、政治、文化是从不同的领域来实现、维护社会的存在和发展。

具体到政治领域,政治现象一直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不同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无不对政治发表自己的看法。例如:有的说政治是“人与人关系之间的权力关系”(权力),也有的说是“权威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活动”(权威),还有的说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价值),或者直接明确就把政治说成是“夺取或维护政治统治的活动”(统治)、“对国家的治理”(治理),等等。简单说,人类社会既然要过群体生活,就必须建立一定的秩序。而秩序的建立和维护,也就是整合和调整社会关系,就必须有一个公共权力;而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普遍价值的特殊公共权力。

我认为,随着其进入政治社会,无论古今中外,各民族尽管表现形式不同,都逐渐地产生了对政治问题的认识,有了关于政治的知识和学问,这就是政治学。所以,政治学的历史可以说源远流长。关于政治学的具体内涵,或者说政治学对象、性质的界定,自古及今,可谓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其基本内容是国家政权问题。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就是认识国家、组织国家、管理国家的学科。

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政治状况、历史发展、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相联系的。比如,西方文化重视逻辑推理(强调“是什么”和“为什么”),所以西方多智者;中国文化重实践履实用(强调“做什么”和“怎么做”),所以中国多贤人。这一点不能不影响中西传统的政治学。同时,政治学特别与时代需要紧密联系,此外与其教育体系和学习目的也有关。

这样来审视中西传统的政治文化,由于中西的历史条件不同,因此对政治学的着重点就有所

不同。从传统上看,西方政治学注重制度建设即政体问题,可以说是“制度(组织)政治学”,而中国政治学重视统治原则和方式方法,可以称之为“治理政治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以西方的标准来看待中国,不能笼统地说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学。

二、西方政治学的发展

政治学作为独立的专门学科一般说来是从西方开始的。所谓“独立的专门学科”是指它与其他学科分离,形成自己的独立学科体系。这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通常说他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进行学科分类的人。他把自然、人文、社会各种学科按研究对象做了分类,区别了许多门类在他的学园中进行讲授,“政治学”就是其中的一门,他的讲稿后来就成为古典名著《政治学》(Politics)。亚里士多德虽然还没有建立起系统、完善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但确实从他开始,政治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Politics”这个词是由希腊文演化而来,它是由polis(城邦)和science(科学)二词构成,原义是“城邦的学问(科学)”。古代希腊是由几百个城邦所组成,城邦是西方这个时期主要的国家形态。因此,古代希腊的政治学主要就是研究城邦的起源、性质、目的,城邦制度(政体)的分类、比较、变更,如何组织城邦的生活(城邦的政制politicalconstitution,即政治制度)、如何建立好的城邦以及公民教育等问题。这个时期的“城邦学”开创了西方政治学的基本对象、内容和框架,也就是主要研究国家的产生、性质、政体组织及其原则。在古罗马时代,西塞罗的《共和国》也是主要讨论政体问题,除了出现强调法律的作用这个趋势之外,大体没有超出上述范围。

西方的中世纪只有一门学科———神学。一切学科都被纳入到神学体系之内,成为“神学的婢女”,政治学也不例外。直到13— 14世纪出现所谓“亚里士多德复兴”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著名的神学大师阿奎那诠释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并结合当时教会和世俗政权之间斗争的需要,着重阐发了其政体思想。

从15— 16世纪到17— 18世纪,是西方资产阶级成长壮大到夺取政权的时期。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思想体系,用理性代替信仰,用人性代替神性,用个人权利代替宗教义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政治观点和方案。不过,这些政治观点大都从属于他们的哲学体系,比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法国的启蒙哲人、康德、黑格尔都是著名的哲学家,他们的政治思想离不开他们的哲学思想。

到了19世纪,西方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已夺得政权,并在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建设了政治体系,使资产阶级有了维护其利益需要的政权保证;但另一方面又惟恐政府侵犯个人利益(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便设置了许多限制政府的办法,特别强调“分权制衡”与“宪政”,以防止政府专权。这样他们就继承了传统,将政治学的问题纳入到法学中。

我们知道,古罗马对人类的主要贡献、最大影响之一就是罗马私法。在罗马法中,一般凡属私人问题的就属私法,它至今还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民商法;与国家政权相关的法律则属公法范围,比如国家法(宪法、行政法等)、刑法。后来西方法学体系基本就这样发展下来,因此,欧洲近代的政治学在某种意义上又从属于法学门类。“国家法学”就是“宪法学”,也就是研究国家制度的学科。比如,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康德这些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都被称为“古典自然法学派”,孟德斯鸠的政治学名著叫《论法的精神》,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则反映了他们对政治问题和国家问题的观点。

直到19世纪后期,自由主义那种要政府“听之任之”、“管得越少的政府越是好政府”的愿望,才被现实所打破。因为到了这个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无产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需要政府出面来调节,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需要国家来协调管理,国家再也不能“只看门不打更”了。这样,就需要加强对政治问题、政府问题的研究。 1880年伯吉斯(JohnW.Burgess)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政治学研究院,1886年哥伦比亚政治学院刊物《政治学季刊》出版,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成立。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在西方正式确立。几乎就是在同时,行政学(Administration)也在美国产生了,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1887年发表了《行政研究》,一般认为这是行政学的开端。从这个时候开始,政治学主要就是国家学。政治学的基本内容就是研究国家的性质、任务、组织形式(政体)、机构设置等,而行政学则是研究政府的具体运作和管理。这构成了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基本框架。

随着社会发展(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稳定、国家干预经济和社会的要求)、科学进步(特别是现代心理学的形成、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盛行),到了20世纪5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出现。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内容上,行为主义政治学都使西方政治学产生了很大变化。它的着重点由静态的国家制度问题和法律问题发展为动态的国家治理活动和人们的政治行为,从而推动了政治文化、政治发展、政治决策等新兴课题的研究。美国政治学界产生了伊斯顿、阿尔蒙德、亨廷顿、派伊(白鲁恂)、多伊奇、达尔等众多著名政治学者。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行为主义政治学演化为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并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传统的政治理论在哈耶克、波普尔、阿伦特、施特劳斯、伯林等人的努力下也一直没有中断,尤其是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一度被宣布已经衰亡的政治哲学走向大规模复兴,出现了罗尔斯、诺奇克、哈贝马斯等政治哲学大家。与此同时,随着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相互交叉与融和,产生了新政治经济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等新兴交叉和边缘学科。

三、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中国与西方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中国同样自古就十分重视政治与政治学。当然,政治学在中国古代并未作为一个专门独立学科而与其他学科区分,就像梁启超所说,我国学术“专门之业不分”(《学校总论》)。但是,不能因此笼统地说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学。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战国七雄更是皆欲王天下。所以,当时各国诸侯所需要的是“王、霸”之术。这样便形成从孔、墨显学到诸子百家,都提出了各自的治国之道。所以,司马谈在分析诸子百家时说他们“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章学诚也说他们都是“思以其道易(治)天下”(《文史通义·原道》)。荀子说:“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荀子·王霸》),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用什么原则和方略治国、用什么人去做(制定路线、使用干部)是维护国家的根本。由先秦开始,“治国之道”便成为中国几千年政治思想的传统特色。所谓“治国之道”主要是指治国原则方针(道,如德治、礼治、法治等)、治国具体制度(制,如官治、兵治、田治、税治、学治等)、治国方法(术,如策略、谋略等)。应该说,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总结。

正是因为思想学术与“治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教育、学习便成为“从政”的进身之阶,所谓“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秦汉以后,中国进入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时期。此后两千多年,整个教育、读书都与国家“求贤”相联系,成了仕禄的手段。《汉书·儒林传》中有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个问题:“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当时有所谓“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的谚语,就是因为汉武帝时设有五经博士,以“经义取士”的缘故。后来,无论是荐举制,还是科举制,人们都围绕选官取士的要求读书学习,考什么学什么。直至明代“八股”兴起,做好八股制艺即可。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传统学术也就无所谓学科分类了。

清末西学传入,先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后来发展为“效泰西之良法以改制”(郭嵩焘),西方各种政治思想、学说便传入我国,并成为人们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依据。在清末改革中,废科举,建立新式学校,建立了“京师大学堂”。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仕学馆”,并于1903年在法科中设立了政治科,后改为政治学。此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逐步出现,这些大学也先后建立了政治学系。可见,政治学在中国成为独立的学科体系,与西方国家大约是同一个时期。

不过,中国有体系独立的政治学从一开始时起,就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是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建立起来的。虽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在中国已经开始形成,但那个时候,整个学科的建制基本是仿照西方大学的政治学系,教授、学者许多都有“出洋留学”的经历,课程所用教材或者直接采用西方的原版教材或者是按照西方学者的模式编写而成。

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

1949年以后,我们开始按照苏联模式改造旧大学,建立新大学。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政治学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砍掉。不过,有一点应该看到,政治学并没有完全消亡,而是仍有余存。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政治学的一些科目被保留了下来。如果说传统政治学是以研究国家(政府)问题为主,那么在当时法律系的课程中,国家问题还包括在内的,比如,《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的历史》、《宪法学》、《行政法学》、《国际法》等课程就涉及了国家问题。这些课程的设置不仅保存了政治学的一些内容,而且还为政治学后来的恢复准备了一些人才。

1979年邓小平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还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他号召“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己知彼,力戒空谈”。② 1980年召开了解放后全国第一次政治学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国政治学会。至此,中止将近三十年的政治学在我国得到恢复。25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政治学的地位逐步得到稳固。目前,政治学教育体系(包括国内的和对外交流的)已经完备,学科门类基本健全,科学研究深入展开,研究成果(包括教材、专著、译著)出版甚多。特别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方面,政治学领域总的来说是坚持不懈的。这些成绩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毋庸讳言,我国的政治学距国家、社会的要求来说,确实还存在很大差距。一方面,原有的学科体系并未完全打破;另一方面,很多问题基本上是紧跟着国外学科的发展。比如,国外提出什么新理论、新观点,我们就跟着研究甚至是介绍、转述,最多给以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总的看来,能够切实解决我们政治生活中实际问题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有的甚至照抄照搬西方理论套用于中国。公共行政也不例外,现在对西方的行政理论与实践研究甚多。但是,对中国几千年的治理经验却很少科学地去整理和总结,就是对我国公共行政的实际运作也缺乏扎实的研究,甚至将“套用”作为“科学”。

在新世纪,中国的政治学应如何发展?有人说政治学应成为“显学”。什么是显学?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法:“显学,著名的学说、学派”。我的理解是,它应该受到人们的重视,社会影响很大,实际作用显著。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政治学还有不少欠缺,尤其得承认,从我国国情出发、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需要、服务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益于人们政治观念的培养的中国政治学体系还没有切实地建立起来。

从西方政治学理论来说,早在19世纪末就基本上从制度政治学逐渐进入治理政治学,特别是20世纪在治理问题上有很大发展。这些成果值得我们考虑如何准确认识、合理吸取、为我所用。从我国社会现实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民族区域自治的国家基本制度业已确立,问题是如何完善与发展。在治理问题上,我们应该认真总结我国两千多年的传统,从现实出发,吸取其科学合理成分。这些还需要我们做更大的努力。

为此,我们政治学者的重大任务就是在新的世纪中,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战略思想,防止三个教条(“马教条”、“洋教条”和“古教条”),准确认识西方成果,从国情出发合理加以借鉴;正确对待中国传统,从时代出发认真汲取,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治学学科体系。从而为促进我国的政治发展、政治文明建设,培育人们正确的政治观,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做出有效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