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撰写本书的起因

自19世纪末西方政治思想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至今，100多年来，西方[1]国家出版的各种通史类西方政治思想史专著和教材不胜枚举。对我国比较有影响的，如：威廉·邓宁（William Archibald Dunning，1857-1922）的《政治学说史》[2]、雷蒙德·格特尔（Raymond Garfield Gettell，1881-1949）的《政治思想史》[3]、乔治·萨拜因（George Holland Sabine，1880-1961）的《政治学说史》[4]、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和约瑟夫·克罗波西（Joseph Cropsey）主编的《政治哲学史》[5]、卡莱尔兄弟（R. W. Carlyle & A. J. Carlyle）的《西方中世纪政治理论》[6]、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7]等等。

从国内来看，在民国时代，几乎各大学的政治系都开设有“西方政治思想史” （最初叫“政治学史”），高一涵、张奚若、萧公权、蒲薛凤、邹文海、张佛泉、萨孟武、吴之椿、孟云桥、吴恩裕等学者都讲授过该课程。有的还出版了教材或专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高一涵的《欧洲政治思想史》（上、中卷）[8]、萨孟武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第1、2册）[9]、浦薛凤的《西洋近代政治思潮》（上、下册）[10]、孟云桥的《西洋政治思想史》[11]、吴恩裕的《西洋政治思想史》[12]。

1949年以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在我国大陆溶入到法律专业，未能得到发展。除翻译几部原苏联[13]的教材外，国内学人只是做了一些译著和说明，基本没有本学科著作问世。只是在台湾除了重印先前的著作和教材之外，还出版了一些新的西方（西洋）政治思想史和政治思潮的著作和教材，比如：浦薛凤的《现代西洋政治思潮》[14]、逯扶东的《西洋政治思想史》[15]、张翰书的《西洋政治思想史》[16]、邹文海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稿》[17]。

20世纪70-80年代以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在西方进入了纵深阶段，出现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和学派，在很多具体问题研究上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但通史性著作却已不再盛行。[18]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撰写大型多卷本西方政治思想通史类专著。这样的工作据我所知有两项：一项是著名政治理论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八卷本遗著《政治思想史》的出版；[19]另外一项则是由剑桥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目前尚未完成的《剑桥政治思想史》。[20]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台湾学者也开始出现多卷本的西方政治思想通史，比如陈水逢的《西洋政治思想史》五册[21]、陈思贤尚未完成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系列[22]。

在我国大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通史的著作林林总总数十种，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和评述。但是，至今尚没有一部多卷本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问世。

改革开放以来，20 余年间，虽然在我的主持下，曾编写了若干部有关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材和专著[23]，大多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科研项目。但这些作品，由于篇幅一般都在40到50 万字之间，内容也就受到一定限制，有些人物或思想研究不透，有的观点或问题分析不深。因此有的朋友和同人多次建议我主持编写一部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既能适应中国读者要求，又能反映西方政治思想发展规律，内容较为丰富充实的多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专著。出于资料、人力、特别是水平的考虑，我曾长期犹豫不决。经过一段时间，我们研究集体中有的到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进修，搜集了一些较为原始的资料；有的经过了几年博士学习，较深入地专门研究了西方政治思想的有关部分，取得一些新的成果；大部分都是长期从事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几年中又积累了新的经验和成果；大部分能比较熟练地阅读外语资料和较为娴熟地浏览电子网络，从国内和国际网站中下载各种有关资料。这些，都使我增强了信心，最后于1998年夏季下定决心与大家共同完成这项既有价值又十分艰巨的工程。

二、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界定

“政治思想”，有的称为“政治学说”，或“政治理论”、“政治观点”，等。究竟这些称谓有何区别，相互关系是什么？学者们并未深刻地去研究、分析。在西方一般“政治学说” （political theory）与“政治理论”是一个名词。而“political doctrine”（直译为“政治学说”）的用法反而并不多见；我国基本用“政治学说”来翻译英文的“political theory”，如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原文就是“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另外“政治思想”西方较多用“political thought”，而用“political idea”的较少。

国内学者的一个共同认识，就是政治思想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观念形态。在我看来，“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学科西方主要是研究有系统的政治学说、理论，称为“政治学说史”较为合适；而我国则范围比较宽泛，反映各时期的政治观点，主要是各种治国之道，叫做“政治思想史”比较恰当。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般翻译外国的著作称为《政治学说史》的居多，如：邓宁、萨拜因的和原苏联凯切江、莫基切夫等的著作都是译为《政治学说史》。1980年政治学恢复以来，人们已习惯于“政治思想史”的用法，我们这里也就“从众”称为“西方政治思想史”。

政治思想史，就其简单含义，就是各个国家、民族政治思想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及其规律的学科。他是介于政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因此了解政治思想首先就要弄清什么是政治。

古今中外对政治这一概念的诠释可说是不胜其繁。这里不想详细解析。我自己曾对政治的界说归结为“政治是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为实现其利益和目标，运用特殊公共权力（国家、政权），根据一定的原则，整合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使社会纳入一定的秩序，并得到稳定和发展的社会领域”。这一界定的主要含义包括有：1、政治与经济、文化一样是一种社会现象；2、政治的基础是实现一定阶级、集团的利益；3、政治的作用是整合和协调各种社会关系；4、政治的核心部分是国家政权，也就是阶级的政治统治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阶级要争得统治”。[24]5、政治的任务和目的就是社会的稳定和发展。[25]

根据以上的看法，我认为政治学也就是研究如何认识国家、如何组织国家、如何管理（治理）国家的科学。只是由于各民族和各时代的不同，各阶级或集团的要求不同，对这三者的内涵、范围和重点是有所不同的。但其中心都是要解决统治阶级为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中如何通过政权解决个人和社会、国家相互关系，实现本阶级的根本利益的问题。

因此，政治思想的核心也就是为各阶级取得、建立和维护统治权（政权）的思想、观点、理论和学说。

对政治思想的界定，国内外学者也从各角度提出不同的表述。我个人则将其归结为：政治思想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部分，它适应一定时代需要，反映一定社会阶级、阶层、集团的政治理想、政治态度、政治要求，为其设计夺取、建立和维护政治统治的方案，或为实现其政治统治“出谋献策”。由于各民族的文化基因不同，时代也有发展，因此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表现形式、思维方式方法也各有所差异，但其基本内容则大体相似。

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阶级性（任何政治思想都是代表了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要求）、时代性、民族性、等。[26]

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文化特点和时代的不同，也就形成政治思想的不同特色。西方政治思想史主要是研究西欧北美各国政治思想、学说、理论发展历史的一门学科。

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特点，我认为主要有：1、由抽象理性思维向实证理性思维演变的过程；2、由着重关注政治制度向着重关注政府运作转变的过程；3、它的历史发展线索是“变中有不变”。[27]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线索与中国政治思想史一贯型的特点不同是演变型的。它大体经过三个时期：自然政治观[28]（古希腊、罗马）、神学政治观（中世纪）、权利政治观（近、现代）。这种区分是以政治秩序建立的原因为标准的。古代希腊罗马把政治秩序的出现看成是自然发展而来的；中世纪则将政治秩序说成是上帝的安排；近现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又把个人权利认作是政治秩序的基石。

三、关于西方政治思想中的自由主义

1、自由主义政治观的诠释

西方政治思想史总的说来是演变型.但其中也有不变因素，就是自由主义思想。也可以说，自由主义政治观在西方是贯彻几千年的核心思想，也是一种政治文化传统。

自由主义是一个十分广泛运用的概念，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经济政策、和社会政治运动。我们这里讲的是一种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或称为自由主义政治观。

政治思想基本内容是解决如何处理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问题。而作为西方的一种政治思想传统，自由主义政治观是以个人为社会本位，将个人利益看作社会发展的基石。它强调个人自由，重视个人发展，主张个人权利至高无上，把个人权利看成是“不证自明的根据”，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一切政治问题的出发点。国家被当作维护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工具，是一种“必需的罪恶”。为此，它主张议会民主与宪政，用以制约政府权力，主张公共秩序依靠法律维护，建立法治国，宣称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同时，将法治、分权制衡等原则作为限制政府权力的手段。它反对暴力革命，坚持妥协的必要性，主张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社会进步。在经济上，它尤其强调私有财产权对维护自由的重要性，主张市场经济；此外，特别强调宽容原则以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重要性。

2、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观的传统

作为一种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自由主义产生于17-18世纪，但是如果我们宽泛地来理解它，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自由主义政治观是西方政治文化从古及今的一个传统，甚至可以把自由主义看作是贯穿于西方政治思想的一条主线。

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就是自由主义政治观滥觞、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观传统可以追溯到古代希腊、罗马时代。当时，虽然存在着极不平等的奴隶制，但是希腊、罗马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促成了公民权利平等和自由等理念的产生；共和制度又培育了共和思想和法治精神，奠定了宪政的基础；作为近代自由主义之理论外壳的自然法理论和社会契约论思想也已经开始萌芽。这时虽然尚未出现完整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但许多自由主义政治观的因素，如自由、平等、正义、法治等观念确已产生，为后世自由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所以我们将西方古代社会称之为自由主义政治观的滥觞时期。

基督教神学世界观笼罩了西方中世纪。但我们审视欧洲中世纪历史，在理论和制度两个层面上都孕育着自由主义政治观的内涵。无论在古代文化遗产、基督教神学、日耳曼人传统三种政治文化的融合中，无论在政权与神权斗争中，或在罗马法复兴及英国宪章运动中，古代流传下来的许多思想要素，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理念，也都有不同形式的体现。欧洲中世纪政治思想中已经含有许多自由主义政治观成分，所以我们称之为孕育时期。[29]

自由主义政治观在西方各国的近现代时期，[30]已成为主流思想体系，是资产阶级的基本政治意识形态。几百年来它的形成与发展已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线。

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西欧诞生并不断成长壮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其自然条件所造成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为西方国家提供了产生自由主义的温床。在政治上排除了血缘影响的地缘政治观念，也为其把国家看成“自由人的联合体” 创造了条件。

3、自由主义思想的演进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最终形成于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时代。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价值观，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政治思想中的主流。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它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的演变，而其理论基础也相应地发生转变。

自由主义是作为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对立面而产生的。早在15、16世纪文艺复兴时，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得到发展，从基督教神学政治观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他们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社会和政治。并逐渐提出了自由、平等和权利等观念。然而由于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因此他们支持专制王权作为对内消除封建割据，对外摆脱罗马教廷控制的一种政治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壮大，民族国家的形成，自然科学的发展，资产阶级政治力量也逐步强大起来。于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也就应运而生，权利政治观最后形成。可以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诞生的。正如霍布豪斯所指出的：“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批判出现的，有时甚至作为一种破坏性的、革命性的批判。”[31]

17、18世纪的新兴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击溃封建制度和基督教神学，建立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的政权，无论是唯理论者还是经验论者，都同时举起“理性”旗帜，建立起适应本身需要的政治价值观，即自由主义政治观。从理性出发论证社会国家，是17、18世纪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基本理论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启蒙思想家除了人的理性外，“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 ，一切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32]我们不妨把这一时期自由主义政治观概括称为“理性主义”。

这一时期自由主义者，从不证自明的自然法原则出发，建构了自然权利学说和社会契约论。他们“虚设”人类在结成社会，构成国家之前，处于一种无拘束、无政府的自然状态。在一种理性精神推动下人们订立契约，确认个人出让和保留的权利，划分国家与个人各自的权力和义务，围绕保护个人权利而进行制度设计。[33]

这一时期各国的启蒙思想家，从霍布斯、洛克到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杰斐逊、麦迪逊，直到康德，无一不认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一生下来都天然地享有一些不可被剥夺或转让的权利：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追求幸福的权利，等等。在国家起源和职能上，他们主张，国家在逻辑上起源于人们为了克服人性的缺陷和限制人性恶而建立的契约，它的主要职能是保护个人没有转让的自然权利，理想的国家应该是“守夜人”式的国家。然而，对个人生命、自由、财产构成最大威胁的恰恰就是国家和政府。为此，他们设计出各种机制对国家和政府的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这些机制包括法治、代议制与分权制衡等。

从18世纪末开始，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结束和英国产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建立，西方国家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统治阶级，随着其政治地位和政治任务的变化，其政治思想也就由革命的转向改良的和保守的，由“应然”转向“实然”，即由要求建立理想的政治秩序转向维护现存的政治秩序，其关注的焦点也开始由重视政治领域逐步转向重视社会经济领域。

总的来说，19世纪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依然继承17、18世纪的自由主义关于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限制政府权力的基本政治主张。但是，上述社会经济、政治发展使得它从一种革命的理论转向一种改良的理论，其理论基础开始由从理性原则出发的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论转向功利主义。[34]

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原则取代了自然权利，但他们并没有否定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相反，他们所理解的快乐和痛苦是个人的感受，追求快乐，避免痛苦也是个人的权利。而且，他们还把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视为实现社会幸福总量最大化的手段与工具。他们相信，社会的公共利益与开明的个人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它与前一阶段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仍是一脉相传的。[35]

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者除了依据功利原则提出各种激进的政治与法律改革主张之外，还特别支持由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尤其是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市场理论，以谋取社会财富总量的最大化。正是由于英国功利主义者和曼切斯特学派的推动，经济自由主义才成为英国的国策。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倡导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强调个人拥有生产与消费、缔结契约、以自己的方式满足自己的愿望以及支配自己的财产与劳动的权利，强调自由贸易、要求“国家尽量远离自己”。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以及国家对经济的较少干预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石。

但是，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财富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劳资关系紧张，工人的待遇和条件极为恶劣，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中下阶层的赤贫化，以及由此引起强烈不满与社会的动荡。这种状况一方面激起了各种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兴起，另一方面也促使了自由主义自身的调整和转变。

事实上，早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那里，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修正就已经开始出现，不过这一点往往为密尔在其他方面为自由主义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所掩盖。真正实现古典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转变的则是英国以托马斯·格林为代表的“牛津唯心主义学派”以及美国以约翰·杜威为代表“新个人主义者”，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美思想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新自由主义者摈弃了功利主义原则，而以至善论的道德理论作为其思想基础。新自由主义者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不否认维护个人自由权利前提下，认为个人免受政府或社会干涉的“消极自由”并不是对真正自由之本质的全面理解。他们强调要把个人自由与公共利益、社会发展相协调。他们一方面倡导所谓 “积极的自由”。认为所有的人都应享有“吃饱、穿暖、住房、医疗保健、休闲、娱乐的权利”，并且，为达到一定的生活标准，必须有权利去占有和享用一定的资源。同时，另一方面为了使贫者和弱者群体也能享有这些“积极的”自由与权利，他们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管的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而提倡国家干预社会经济，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以保证所有的人享受到积极的自由。

新自由主义者，特别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更加重视对实际问题的探讨。所以，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具有伦理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双重特征。

20世纪30-40年代新自由主义已成为西方国家普遍的社会政策，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凯恩斯主义、罗斯福新政、贝弗里奇计划以及“福利国家”理论。到20世纪50-60年代，福利国家制度在西方国家基本得到确立与巩固。

二战结束后，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政治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巩固和发展，反思了法西斯主义为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危害，以及在为迎接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自由主义内部产生了不同的派别。一部分自由主义者继续坚持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另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则以自由主义的正宗继承人自居，坚持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反对国家干预与福利国家。

二战后，西方各国掌权者基本都是新自由主义流派。他们加强了政府干预，推动了经济发展，开始了福利国家建设，确实达到了一定的繁荣和进步。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时，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制度遭受严重危机。这时，英国的撒切尔夫人、美国的里根则明确地以新古典自由主义（有的称之新保守主义）作为执政纲领执掌了政权。后来又经过调整，美国克林顿总统和英国布莱尔首相时称为“第三条道路”。这实际是将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融和起来的既发挥市场作用，又充分利用政府力量的一种折中物。

20世纪世界局势发生着急剧变化。资产阶级面对国内的矛盾重重，国际上社会主义深入人心，民族解放运动强劲崛起，因此对内如何调整好资本主义秩序，对外如何维护扩张局面和抗拒社会主义，实际政策的选择和制定便成为其中心任务。而政治思想也就更要求具有实用性。一些思想家如哈耶克、波普、伯林、罗尔斯及其他学者也就围绕这一主题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

从以上解析中可以看到，几百年来，作为西方资产阶级主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思潮，不仅是“应时而生”的，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思潮也是“因时而变”的。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理论基础曾经历过：理性主义、功利主义、伦理主义等，直到20世纪以来，他们不再重视理论基础的创建，而着重关注的已是与执政的实际路线相联系。然而我们也看到，无论是“自由放任”、还是“国家干预”，或是“第三条道路”，[36]他们的基本政治观却始终未变。即使有某些发展与变动，个人主义、权利优先、宪政民主等基本原则和制度设计等始终是他们政治观的核心。

4、自由主义以外的政治思想

西方政治思想的特点之一，就是多元性。由古代到近代都是各种派别林立，多种主张并存。近代西方虽以自由主义为其主流，但是，西方各国（如英、美、法、德等）由于本身诸多条件和历史传统不同，因此各有特点；每个思想家所处的时代与条件不同，其具体观点又存在很大差别。同时也还存在其他与自由主义不同的派别或思想体系。

首先是与自由主义属于“同宗”的思想体系。实际应该属于自由主义中的一个派别。

如西方的保守主义。近代的保守主义是欧洲一些国家为抵制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而形成的传统主义。由于各国历史情况不同，其表现形式也异。一种是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封建传统，如德国的历史法学派、俄国的斯拉夫派和法国的保皇派。

另一种则是以柏克为代表的英国的保守主义，其实，柏克在政治观念上就主张自由主义。而作为保守主义者，他所维护的英国传统，实际是自由主义宪政传统。至于所谓现代的新保守主义则是针对新自由主义而主张维持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

另外，是借批判自由主义之名兴起的各色各样的思想与理论，如社群主义、公民共和主义、激进民主、协商民主等等。其实这些思想无一不是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和制度框架中展开的，其作用充其量不过是自由主义在新情况下的补充与完善而已。

因此，正如著名学者理查德·贝拉米所指出的：“20世纪的自由主义遭遇了一种奇特的命运：一方面，作为某一特定政党所特有的选举力量，它在大多数国家不断衰落；但与此同时，作为一种背景性理论或一套贯穿于各种意识形态的理论预设，它却日益传播并发展。今天，所有主要的群体都利用自由主义的语言，诸如权利、自由、以及平等来表达它们的观点并使这些观点合理化，它们也显示出基本接受自由主义的民主概念以及市场概念。从新右派保守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现在似乎都成了自由主义者”。[37]

其次是法西斯主义。这是资产阶级中极为反动的右翼分子所组成的派别。他们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严重危机的忧虑，对无产阶级力量壮大的畏惧，对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无奈，同时又深感资产阶级政权的无能。要求建立一个既能维护资本主义秩序、摆脱危机，又能制止红色革命“理论”和依靠暴力的极权政治体制。法西斯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变态，主要流行于一些缺乏民主传统的西方国家中，如德、意、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以及东方日本等国。

最后，应特别提到的是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是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众利益的思想体系，它是作为资产阶级对立面而产生和发展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深刻的社会批判性，同时又具有明显的空想性。直到19世纪中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发展为自为阶级，才产生出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吸取了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遗产，但是从其创立时起，它就成为与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为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是与自由主义政治观根本对立的政治观，是对国家认识的根本转变，是无产阶级夺取和建设政权的理论武器。

19世纪末，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遭到两种命运。一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以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另一种则是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修正到背弃了马克思主义。西方国家的一些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其代表。他们在政治上与自由主义相融合，已成为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自由主义。

四、撰写本书的目的

西方政治思想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贡献。在西方历史上出现许多“因时而生”的眼光敏锐、思想深邃的伟大理论家、思想家。他们 的思想引导人们对政治现象的认识、解决政治问题的本领逐步丰满和深化。千百年来对开发人们的政治智慧，建设人类政治文明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自由主义政治观作为西方典型政治观是适应西方社会历史状况、建立在西方土壤上的产物。特别是它整和、协调西方社会的各种关系，催化了、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资产阶级就是不断利用它维护了自己的政治统治。

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政治观几乎成为各后发展民族和国家的主要参照系。西方有的国家为了称霸世界也力图将这种政治观推行为他国的建国依据。

早在清末，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就曾借助这种自由主义政治观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并曾设想利用这种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模式来建构自己的国家。然而，事与愿违，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的特殊性，著名的辛亥革命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及至五四运动以后，除了一些人仍然坚持自由主义政治观外，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在我国形成了无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两种共和国方案的斗争。最后无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取得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宣告了在我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破产。百年的历史事实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才能指引中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幸福、繁荣、富强、文明之路。

准此，我们编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人们准确认识西方，加强辨别能力，吸收有益成分，提高政治智慧，树立马克思主义政治观。

五、撰写本书的过程

1998年当我们确定撰写本书以后，首先即遇到出版问题。天津人民出版社盛加林同志热诚地愿意玉成此事。他多次与该社磋商，决定承担此书的出版任务。盛加林同志作为责任编辑参加了编委会，每次会议他不仅出席，而且提出了许多编写中需要注意的宝贵意见，故此我们要深深对天津人民出版社及盛加林同志表示感谢！

其次，是筹措经费问题。这个项目完全是我们的自立项目，没有任何外部的赞助。但是，研究工作开展起来，需要备置或复印图书资料，需要召集一些小型研讨会，等等。这些都需一定的费用支撑。正在为难之际，一个偶然机会我遇到当时市委文卫委书记邢元敏同志。在交谈中，我向他提出能否给予经费资助问题。元敏同志当即十分热情地慨然应允，而且很快就在1998年教师节期间由市教委卫批转十万元人民币作为我们项目的启动经费，不足之处将来由校方解决。这里，我代表全体参编人员向邢元敏同志及天津市教委卫表示衷心感谢！

最后，关键问题就是组织写作班子。从80年代开始，为了完成各项国家或教育部的科研项目，我们就逐渐形成一个以我的学生为基础，吸收其他同行专家参加的小小科研集体，而且经过较长期的合作，已形成了比较牢固的团队精神。我们这个集体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中，大都已成为各该校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科研骨干。

经过酝酿，我们于1999年夏在河北省昌黎黄金海岸天津师大培训中心召开了编写《西方政治思想史（多卷本）》编写会议，共有20余人参加。会上经过充分讨论，决定：

1、本书全五卷——第一卷，古代希腊罗马政治思想（古代奴隶社会）；第二卷，中世纪政治思想（封建社会）；第三卷，十七到十八世纪政治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第四卷，十九世纪到二战前政治思想（资产阶级统治确立时期）；第五卷，当代政治思想（二战后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联系起来既是一个历史线索，分开又能独立成册。每册最好在35万字左右，总计文字部分不超过200万字。

2、确定了编委会及各卷负责人。决定由我任总主编，第一卷主编王乐理（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卷主编从日云（原在辽宁师范大学，现在中国政法大学）；第三卷主编高建（天津师范大学）；第四卷主编吴春华（天津师范大学）；第五卷主编马德普（原在河南郑州大学，现在天津师范大学）。编委会除各卷主编外，还约请了朱一涛（中国人民大学）、刘小林（北京师范大学）、盛家林（天津人民出版社）等同志参加。

3、确定了全书编写的基本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全书 指导思想。

当然我们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和庸俗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我们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政治思想史，最主要的就是实事求是地努力揭示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规律，准确认识它的深刻含义。

具体方法：一、时代背景（因时而生、应时而变）；二、叙述真实、准确、全面（是什么）；三、不就思想论思想，要研究产生原因、根据（为什么）；四、要有评析评论，“寓评于介”（不仅注意各种思想 产生的时代历史背景，而且要充分注意科学文化发展对政治思想的影响；对历史人物的政治思想的反映要完整准确；不能简单贴标签）；五；恰当结论（各种思想的历史意义、作用和影响）。

第二、做到扩充与超越。所谓扩充不是扩大。扩充指的是充分、充实。不是原来我们各项成果在内容方面的简单扩充，也不是原来篇幅的扩大，而是站在新的高度审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规律。要做到：一、重大思想家、有特色的政治思想相关人物和政治思想名著不漏；二、重要思想家的主要观点不漏；三、著名研究者和重大参考文献不漏。

超越就是创新。超越是指既要超越前人，还要超越自我。我们必须突破原来各项成果（包括教材和专著）的结构安排和内容。 在框架结构的安排、观点论点的分析、资料的来源和运用等方面都应有所突破和创新。

第三、必须坚持科学研究的规范。就是要遵守科学研究的公认规则。如不能抄袭别人的成果（无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引用资料要有出处，等。我们一定要做到资料丰富，来源有据。全书要通顺易懂，具有可读性。

经过充分讨论，与会同志纷纷争取参加撰写工作，并一致表示一定认真对待，充分发挥团队精神、群策群力地完成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作，力争使其成为“精品”。

第四、会上经过反复研究，该书争取三到五年内（2002—2004）完成。

1999年会议后，我们即刻组织了各卷的写作班子，开始工作。其间我们先后召开了五次研讨会，每次都对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做了讨论，推动该书写作的步伐。我们虽然力图用三年时间（2002年）完成付梓，但因人事的变动，工作的安排，未能如期实现。

直到2003年时稿件基本有了眉目时，我们为了纳入省市级以上正式项目，乃申报天津市社科重点项目，蒙学界和领导部门不弃，终被批准。这又推动了我们作者的最后冲刺，于2004年全部杀青交稿。至于是否实现了原来的意图，则还有待于实际应用中考察。

经过大家几年的辛勤努力，这一在我国首创的数百万字多卷关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巨著终于完成了。几经调整，最后编写人员具体是：

编纂委员会：徐大同（总主编）、王乐理、从日云、高建、吴春华、马德普、朱一涛、刘小林、盛加林。

总序：徐大同（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刘训练参加了整理）

第一卷（古希腊、罗马）主编：王乐理，参编：孙红军、刘小林

第二卷（中世纪）主编：从日云，参编：黄颂（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郑红参加了本卷部分章节编写）

第三卷（16—18世纪）主编：高 建，参编：于语和、袁柏顺、佟德志

第四卷（19世纪—二战）主编：吴春华，参编：宁正宁、佟德志、郁建兴、常士银、袁柏顺。（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生曾良盛参加了本卷部分章节编写）

第五卷 （当代、二战后）主编：马德普，参编：杨 龙、常士银、解海南、高建、王乐理、刘小林

在这里，我仅向几年来为完成这部著作而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也向多年来始终支持我们的学界同人和各界友好，表示衷心感谢！

2005年元月

（《西方政治思想史》，五卷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